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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站在2020历史风口看美苏争霸及苏联的兴衰 2020/6/26 18: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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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0历史风口看美苏争霸及苏联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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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能不能从苏联的兴衰,看到我们自己的发展轨迹……
    
     作者:陈斯文
    
    
     对美国人来说,1961年4月12日是沮丧的一天。
     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开始播放经典红色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随后是一条震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告: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由苏联发射。
     27岁的苏联空军上尉加加林驾驶着飞船,花了1个小时48分钟,绕地球飞了一圈。全苏联的小学生、工人、和售货员都走出屋子,凝视着天空。随后,他们用20响礼炮、花海、一个广场的命名权、以及“苏联哥伦布”的称号来欢迎新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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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太平洋的另一侧,却是咬牙切齿的美国人。
     下午四点,肯尼迪总统出席了一场群情激愤的记者招待会,他无奈承认:美国在载人航空上确实落了后。但沮丧而愤怒的美国人并不准备放过他。一位宇航局科学家握着拳头大声诅咒道,“肯尼迪下次竞选注定失败。”另一位宇航员对记者抱怨说:
     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把人送上去的就是我们。
     熟知历史的美国人尤其恼怒,因为他们还被自掘坟墓的耻辱感包围——四十年前,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才完成了工业化。 “没有我们,他们只能生产马铃薯,应该让他们退回一事无成的废物。”一家美国新闻杂志写道。
     面对恼怒的公众,肯尼迪的态度则暧昧不清:“我们将投身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这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回到白宫后,总统对他的内阁说:“我们要发明一种在地球上进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
     一场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较量开始了。
    
     01 挑战者之始
    
     美国人的担忧很有必要,因为在六十年代初,苏联与美国几乎没有差距。
     1960年,苏联的核潜艇下水试航,其掌握了一亿吨级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后来又有了能把卫星和人送上太空的火箭。美国的物理学家们还发现, 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人的脚步跟得更紧。
     早在1946年,美国推出了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这台机器每秒能完成5000次运算,但只能连续工作20小时。四年后,苏联人发明的MESM运算能力虽然稍逊一筹,但因为减少了65%的电子管,耐用性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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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第一台计算机MESM
    
     1955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TRADIC。四年后,苏联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晶体管计算机M-4,它的成功,同样基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下——苏联晶体管的问世,只比美国晚了几个礼拜。
    
     对立阵营的追赶,让美国人在二战后再次感受到了压力。政府和学界在震惊之后开始冷静下来,研究苏联让美国黯然失色的原因。最终他们发现, 美国在战前毫无保留的援助,苏联在战后以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研究,是帮助苏联跃升第二强国的关键
    
     1928年的苏联,是一个站在战争废墟上的落后农业国。它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90%以上的耕种依靠畜力和人力,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是一片空白。
    
     这意味着,苏联还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平。其领导人极度渴望实现快步追赶,但这需要长期的技术和资金积累,他们最终选择的快捷路径是——依靠本国进行资金积累、外国技术实现积淀。
    
     为了筹集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苏联采取了“以农补工”的方式,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把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中,以及向外国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在1928年到1938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苏联农业提供的资金,大体相当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
    
     苏联用来发展工业的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
     但只有资金还不够,苏联还需要解决技术和设备的难题,放眼世界,美国是最先进的工业国,是苏联绝无可能绕过的外部援手。它对苏联的态度格外宝贵而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苏联经济重建的唯一机会。
     幸运的是,苏联得到了这个不能失去的良机。站在今天回望,它几乎是时势与国运的完美巧合,足以让人生出天佑苏联的感喟。
    
     就当时而言,苏联虽然受到政治上的孤立,但国际商贸却还可以自由流通。更为重要的是,就在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期间,世界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恰好处在旋涡中央。
    
     一侧是对于物资和技术的巨大需求,另一侧是产品、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过剩供给。这种天造地设的供需关系,让美国和苏联都看到了国家级交易的可能。
    
     1929年,1123家美国公司与苏联签订了供货合同,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德国。它的结果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是世界上进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仅在1931年一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卖给了苏联。
    
     在对苏援助中,美国人的输送可谓毫无保留。
     在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的建设中,450名美国工程师日夜加班,绘制了精确到每一个螺丝和螺母的建设图纸。用到的都是美国最新的观念与技术,这使得苏联马钢建成后,立即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美国源源不断的技术与设备输入,加上苏联全体民众大干快上的热情,一个又一个的纪录诞生了。
     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库兹涅茨、扎波罗热三大钢铁厂的全套设备与技术都来自于美国;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其设备基本上是从美国的拖拉机厂拆运组装。构成苏联日后汽车工业框架的三大汽车厂,其蓝本完全是美国福特汽车的翻版。
     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美国的扶持。一五计划中,有两万名外国专家来到苏联,分布在从中央部门到工厂的、车间的所有领域。显然,这对于一个在1928年文盲率达50%的国家来说,是比物资和设备更宝贵的财富。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堪称罕见。出于后来的敌对态势,它很少被美国提及,但它对于苏联的作用却难以言表——这等于手把手地教会了苏联如何搭建完备的工业体系。
     1933年1月,苏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斯大林发表讲话:过去我们没有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现在我们都有了。
     二战之后,他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表达更直接:
     “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
    
     02 通往“崛起”之路
    
     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著作《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美国人慌了。因为苏联站在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基础上,开始了特色的急进之路
     在这条急进之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且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转变。那就是苏联的科技体系,已经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静悄悄地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上。
     这种正向循环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半导体物理领域的发展中看出端倪。
     进入30年代,苏联科学家开始在半导体物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杰出的物理学家越飞,在那时便指出:半导体材料将是电子技术的新材料。他还在半导体的导电性研究中提出“阻挡层”的概念——这是未来集成电路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除了理论研究,苏联还在工程实践中进行了广泛尝试。甚至在20年代后期,就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在硅材料表面设置触点,用半导体建立类似三极管的三电极系统。
    
     这种在理论和工程实践中同时进行的研究,需要的无外乎三个因素: 安定的国内环境、必要的工业积累,由高层政策重视带来的资源投入。这些因素,在30年代的十年和二战后,苏联全部做到了,其中的最后一条,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有意愿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几乎可以称为独具慧眼。在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认识中,基础科研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耗资巨大,成果莫测,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现,也不一定有实用价值。
    
     但苏联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技术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更清楚技术进步的来源在哪里——没有法拉第,爱迪生就不会发明电灯;没有爱因斯坦晦涩难懂的理论,原子弹就不会成为现实。
    
     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苏联加大了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则是以特色的苏式学制对科技领域进行人才供给。
    
     苏联表现出来的强度令美国人惊叹不已,一个名叫约翰·根室的美国学者在著作中惊叹:
     “美国小学生每年上课只有180天,苏联孩子却是213天。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念完10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接受的科学教育要比美国大学生还强。”
    
     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比美国多出一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14%的人可以进行基础研究。
    
     这为苏联带来了一个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时代。
     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对于美国构成的压力,不仅在于单一性能的接近,更在于其依靠在电子和半导体研究领域的积累,使得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能力并非一枝独秀,而是花开数朵。
    
     1953年,苏联设计出了“箭”大型计算机,它每秒可以运算2000次,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输出数据。到1957年,“箭”一共生产了7台,并且和1950年研发的MESM一起应用于航天、导弹工程的数据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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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大型计算机
    
     根据间谍带回的情报显示,苏联在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国更活跃。日后这个情报被证明是正确的: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苏联成功研制了三进制计算机。
    
     美国的援助,在赋予苏联宝贵工业资产的同时,也让苏联省去了自我摸索的阶段。在二战后的十多年里,苏联内部虽然政治斗争频繁,领导人们却始终如一地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了清醒认识——科技是强国的武器,它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
    
     令人感慨的是,苏联领导人的这个认识居然是落伍的。
    
    
     03 戴着枷锁起舞的半导体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思想的前沿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以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相同的眼光,勇气和动力来开拓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实,更富有成果的就业机会和生活。”
     万尼瓦尔布什针对集成电路理论的研究,是日后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基础,甚至于在1945年就提出了类似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设想。他还直接参与了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样的成就与资历,确保了他的话可以得到总统认真对待。
    
     于是,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被摆上了另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案头。一言以蔽,他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巨量的资金支持,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励企业不断将科技成果向应用层面转化。
    
     万尼瓦尔·布什的想法,与苏联的科技战略几乎有着同样的认识根源,但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实操导向。在后面我们也将见识到,正是这种差别,加上美苏不同的制度土壤,使得美苏在半导体的科技争霸上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双方得到的结果也判若云泥。
    
     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人并未认真对待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 在度过了残酷的二战后,电冰箱、汽车和电视机才是他们更乐于追求的东西,基础研究并不必要。
    
     这种情绪还弥漫于政府高层中间。在1954年前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甚至认为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有一次公开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青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
     60年代后,苏联在半导体与计算机领域的追赶一步快过一步。
    
     两大阵营的实力天平,看起来正在向苏联微微抖动。 然而,在苏联科技体系和综合国力的急进中,却有一些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发挥作用:计划经济。
     1967年,白俄罗斯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的一台中压断路器坏了,无法修复,需要重装一台。在确定了无法修复后,业务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过党委会讨论,工厂把这个需求上报给了明斯克市的电子工业管理局。
    
     但简单的重装任务却是个麻烦事。这笔钱对于电子工业管理局是个意外,在1967年的计划中,并没有这笔经费的安排,因此也就无法批给工厂这笔钱。于是,需求被层层上报到明斯克市计委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计委。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白俄罗斯计委在1967年计划上做了一个补充条款,同时批复给明斯克市计委和电子工业局,由他们向明斯克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再由财政局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安排特别生产一台断路器。
    
     半导体工厂最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们要的断路器,但这是三个月后的事。
     苏联的计算机产业布局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苏联领导人把产业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乌克兰得到了电子信息工业板块,白俄罗斯得到了半导体工业板块,波罗的海三国则得到了加工和组装工厂。
    
     这个做法显然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账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
     所有建设与科研项目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拨款;所需物资由商业、物资部委统一调配;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筹;企业盈利上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个严密又庞大的管理体制,就像是一架事先设定好全部程序的经济机器——国家在宏观上决定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又在微观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能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可以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水平。
    
     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还会为产业发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导向。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在这种导向的作用下,苏联的半导体与计算机工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颓势的。
    
     这种颓势的苗头,从6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四年,但第一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增至九年。 从许多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种追赶上的吃力,是有所察觉的。
    
     但他们很难在自己的层面上改变大局。因为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模式,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根植在这个国家的血液中。
    
    
     04 种下恶因:从正循环走向封闭
    
     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女打字员,经历了她工作以来最辛苦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工作,收录一封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回电,她最后发现,这封电报有8000个单词。
    
     这封回电的作者是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按照正常操作,他只需要向国务院答疑,给出苏联是否会加入世界银行的判断。但自负的“苏联通”却认为,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大使不在家,应该把自己对苏联的理解、美国政府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向国务院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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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南夹带私货的做法,酝酿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最长的一封电报“凯南长电”。
     国务卿伯恩斯看到电报拍案叫绝,立即要求在国务院内部传阅。不久之后,电报传到了白宫,凯南因此一举成名。半年后,他在国务卿隔壁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门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这封电报中,凯南的核心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两部分:苏联做事的逻辑根源,美国人应该怎么办。
     在凯南看来,苏联人那些看上去不可理喻、无从揣摩的行事风格,其根源既不在于其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也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极端反应。它源于俄罗斯的历史,是爱好和平的农业居民长期被凶残游牧民包围后,产生的不安全感,在被更强大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纳粹德国进攻后,这种不安全感达到了顶峰。
    
     基于这些,凯南判断,苏联将会在与世界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用封闭、控制和急速前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多年之后,苏联的历史证实了乔治凯南的判断,苏联果然走上了对外自我隔离,对内严格管控的道路。
     在不安全感的阴影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在宏观上,财政政策追求预算平衡,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在微观上,单个行业内追求里程碑式的成就,行业分工上追求严密协作与动态平衡。
     换言之,苏联人对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放弃。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资源的集中管制与分配,对经济目标的提前预设。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庞大,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70年代又陆续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连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建模和计算能力,苏联成功地将计划经济变成了一门精密科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电子工业却自此走向衰落。苏联发射出的世界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后,意味着其在世界科技竞赛太空单项中获得全胜,这离不开计算机和电子工业的助力。其电子工业走向顶峰,甚至看起来也是它走向广阔未来的起点。
     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就在苏联奔向太空的同时。一家日后名声与实力都冠绝全球的企业,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一个大计划。这家公司就是IBM。在60年代初,它做出了一项决定,集中公司全部力量,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
     集成电路是电子管和晶体管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路线,它把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一连串电子元件全部集成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上,功耗低、体积小、性能却远超过往,是计算机工业内公认的未来方向。
    
     但这也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计划:一旦成功,IBM将会得到性能卓越、功能全面的跨时代计算机。根据IBM的总体方案,它将同时支持科学计算、商业应用和信息处理,可以让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类从中受益。
     但困难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它的总投资将达到50亿美元,仅软件研发就需要2000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要知道,在60年代初,IBM的年营业额只有十亿美元出头,这是一场拼上性命的豪赌。
     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输掉这场赌局,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在这张赌桌面前,IBM的董事会站起又坐下,离开又回头,进退两难。此时,一只有力的手把IBM按在了赌桌边,另一只手则源源不断地递出筹码。
     这双手背后,是决心在这场科技竞赛中彻底挫败苏联的美国政府。
    
    
     05 苏联半导体主动投降
    
     1961年5月,肯尼迪发表了“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要求为美国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70—90亿美元。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他面对美国知识界,留下了一段话:
     “许多年以前,有人问后来死在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爬那座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现在有人问为什么要登月——因为月亮在那里,因为那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
    
     和珍珠港事件后一样,美国再次为国运觉醒。它展示出的力量,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源源不断的资金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财政部流向了兰德公司、IBM、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这些大公司的创新都获得了联邦金库作为后盾,美国以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都从未进行过的科技投资。
    
     到60年代,美国各级联邦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25%的投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占据了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
    
     万尼瓦尔·布什关于“无尽前沿”的构想,在被搁置了十余年后,终成现实。
     美国人的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管道创新模式,在管道的一段,是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端,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工业成果上的疯狂产出。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成果能得到充分的商业保证:
     它既可以受委托进行创新,成为政府部门的合同外包商,也可以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获得广泛订单。
    
     1964年,IBM推出了世界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IBM-360。这是一款真正跨越代际的计算机,其在硬件性能和兼容性上,都远超上一代晶体管计算机。一经推出,太空总署、五角大楼、所有的美国商业银行和航空公司就都成为了它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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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360
    
    
     到1966年底,IBM公司的年收入超过了40亿,净利润高达10亿美元,一举跃升美国十大公司行列,自此开始了它在世界计算机行业内的霸主地位。
    
     大洋彼岸,拥有最好间谍组织的苏联人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有趣的是,在苏联科学家开始感到焦急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主管部门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先是置若罔闻,后又不以为意。
     我们很容易理解主管部门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苏联彼时战略的优先重点是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的作用在于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工程师们做得很令领导满意,现有的计算机完全是可信赖的,因此只要沿着现有的计划向下发展就足够了。
    
     另外,高层领导人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们知道IBM搞集成电路计算机要花多少钱。和美国可以依靠商业市场自我造血不同,他们花在工业上的每一分钱,都要从财政口袋里硬掏。依靠油田带来的收入,还可以勉强养活航天工业这头吸金巨兽。
    
     现在再加上一头,苏维埃的财政会变成什么样?
     在既定的战略方向下,没有必要去扶植另外一门工业;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没有多余的资源做增量投入;在现有的制度下,计算机工业不能自己造血,就会吸干苏联财政。在这种现实面前,苏联科学家们不得不低下头。
    
     从这个拐点开始,苏联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
    
     1973年4月3日,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马丁库珀站在曼哈顿街头,用砖头一样的设备测试公司投入1500万美元、花费十年时间研制的移动通信产品。自此,移动电话开始进入人类的生活。
     但这只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早在1958年,苏联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就发明了更轻更小的移动电话,到1965年,该移动电话已经可以在200公里内有效工作。不幸的是,苏联政府对这项研究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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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认为用400苏联卢布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或者摩托车,“人民守着线路打电话就可以了”。于是,它被叫停了。
    
     落后不止体现在研发领域,在集成电路计算机蔚然成势后,电子器件一代更比一代小,苏联那些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子厂的手工装配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了,要生产适用的器件,需要新设备,新技师和制作硅晶的真空环境。
    
     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漫长时间的耐心等待。
    
     彼时,苏联领导人恰好有了一个“聪明”的发现:用钱从欧洲买计算机回来仿制,要比自己研发制造更便宜。于是,按照“造船不如买船,造炮不如买炮”的清朝洋务派逻辑,一批进口货和仿制品被运进了高尔基汽车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那些原本在研究所里做研发的技术人员,现在被赶到了车间里,变成了维修机器的工程师。对于一个拥有雄厚人才储备、尚可一战的产业来说,选择放弃竞争的策略,无疑意味着——苏联人主动举起手投降了。
    
    
     06 红旗落地:漫长的无尽前路
    
     历史上的1984年,并没有小说里所写的那么恐怖。相反,那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代。在苹果的车库和IBM的写字楼里,第一批真正的个人计算机诞生了。
    
     在德州大学,19岁的迈克尔戴尔决定退学,用1000美元开办自己的电脑公司;旧金山,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用五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开始研究一种叫路由器的小盒子;西雅图,比尔盖茨为公司设定了著名而伟大的理想:
     “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
    
     苏联工程师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拿出了自己的设计——仿制苹果Apple2和独立设计Micro-80。虽然比美国同行的产品迭代速度相比,这些产品已经是过时货了,但不能掩盖苏联工程师们试图挽大厦将倾的努力。
    
     可惜的是,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官僚们关心的是别墅、轿车与升迁,对行业的发展状况一无所知。年轻的工程师们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可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苏联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尼古拉·格尔什科夫对“Micro-80”的设计者说:“小伙子,别再胡扯了,个人的汽车、退休金和别墅都可能有,但个人计算机不可能。你们知道什么是计算机吗?它占地一百平方米,需要25个人维护,每月消耗30升酒精。”
    
     在美国人开始用苹果电脑玩游戏的80年代,一位主管部长说出这话的背后,不知道“每月消耗”的30升酒精,有多少流进了他脑子里。
    
     所谓的国运,既不是数学上的概率,也不是风水上的玄虚,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趋势的把握,为目标付出的资源、韧性,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牺牲的勇气、选择的智慧。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一个民族度过危局,让一个国家看起来有如天佑神助。
     1991年12月25日,在经历了持续数月的骚乱后,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从这一天开始,苏联这个名词成为了历史。三年后,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里,77岁的巴沙尔·拉米耶夫坐在扶手椅上,目光长久地看着窗外。
    
     他是和苏联计算机工业一起走过来的、资历最老的专家。
     可以说,现存苏联计算机领域所有科学家都是拉米耶夫的后辈,都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近五十年里,他看着他们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成各自领域里的专家,看着他们近视度数加深、头发渐渐花白。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不是出现在IBM、Intel、摩托罗拉的职员名单里,就是垂垂老矣,甚至去往了天堂。
    
     发明“箭”计算机的尤里巴兹列夫斯基、突破了电子管小型化技术的院士阿夫迪夫、主导开发MIR系列计算机的格卢什科夫、发明了便携移动电话的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 这些名字都如同枯萎的花瓣,凋零在乌拉尔平原的凛冽秋风中。
     垂老的拉米耶夫想起了1977年,苏联推出的厄尔布鲁士-2计算机,它被直接用在苏联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处理上,是苏维埃之盾的眼睛和耳朵。那时候谁不相信苏维埃电子工业会在全世界开出红色之花。
    
     他不会忘记苏联科学家们的自豪。
    
     但现在的情形却是,俄罗斯冒出了一批挂着计算机和电脑名义的企业。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真正从事研发与生产的。比起在研究所里一蹲十年,这些新冒出来的公司更愿意在贸易上花力气——只要把进口散件组装一下,转手就能赚钱。
    
     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科学家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现在,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问:70年前,苏联发明了半导体计算机,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
     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历史书里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07 尾声
    
     如今在世界半导体的战场上,我们已经听不到俄罗斯反击的声音了。
     蓝线电子市场是莫斯科最大的电脑市场,在那里,俄罗斯人可以买到最新款的苹果、Dell、IBM,甚至是联想和海尔的电脑,但却很难找到俄罗斯本土的品牌。走在市场里,可以遇到很多身穿印有铁锤镰刀T恤的年轻人。
     他们很懂计算机,但还有人记得那段苏联时代的故事吗?
    
    
     网友后记:
    
     (1)苏联30年代大发展,并不是美国的援助。而是西方遇到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全球大萧条,而苏联正好是一五计划朝气蓬勃,欧美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开始转向苏联寻找出路。当时去苏联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人员。一五计划结束,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二五计划结束,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2)苏联后半场为何失败的主要原因,核心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另一个原因是过于重视重工业和军事,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前者可以赢得航天竞争,而后者则无法改善民生,导致民心涣散而解体。
     另外,美国高科技领域的很多技术都源自军事领域,鼓励军民融合。而中国现在计划学习,这些军民融合的公司不正被美国制裁么?
     文中提及的万尼瓦尔·布什提出了《科学,无尽的前沿》,但美国最新的国会提案《Endless Frontier Act》虽然借用了其名,但新增拨款并不是从事基础研究,并且要求国会任命技术顾问委员会,完全违背万尼瓦尔·布什的本意,这难道又不是讽刺么?
    
    
     中国基建领域公司该不该与印度深入合作?
    
     西方国家抵制华为,我们其实可以放宽心!
    
     如何正确看待“卡脖子论”在中国的媒体舆论
    
     清华大学新设五大书院启动“强基计划”并取消新闻专业本科
    
     中国不缺《朗读者》,最缺的是“赛先生”
    
     中国智库要以穿透式跨领域整合 服务大国崛起
    
     建设有美利坚特色的社会主义联邦,才是出路!
    
     需警惕!美国要度过这次危机只能收割全球
    
2020/6/26 18: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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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今天的局面,和中国明朝后期十分相似
     一个国家开始走下坡时,虚伪的道德就会兴起,因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必须掩饰为什么他们自己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多,而平民阶层和国家财政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当国家越接近灭亡时,这种虚伪道德就会愈演愈烈,越来越荒谬。
    
     因为一个黑人的死,引起了遍布美国全国的骚乱,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骚乱朝着越来越魔幻的方向发展。打砸抢烧就不说了,黑人开始走向街头,威逼利诱单身白人女性向他们下跪道歉,一个白人教授因为拒绝在考试中优待黑人而被停职,电视剧《六人行》的编剧因为该剧没有黑人主角而痛哭道歉,一个黑人议员甚至公开说政府不应该补偿那些在骚乱中被打砸的华人餐馆老板,因为华人本来已经赚得够多了,要补偿只能补偿黑人。人血馒头吃得好不热闹。
    
     相对的,在这场骚乱中,有一个美国退休黑人警察,因为试图阻止一个黑人青年抢掠商店而被对方开枪打死了。他的死,比起那个因为滥用毒品和镇定剂而被警察跪压而死的黑人来,明显更加正义和悲壮。只不过,他的死不适合用来表演正义,所以无人问津。
    
     一个曾经繁荣昌盛的国家,在行将灭亡之前,往往就是会出现这种意识形态极度僵化虚伪化,社会精力被浪费在一些无用的道德争论上面的现象。
    
    
     美国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明朝末期十分相似
    
     明朝中后期,控制着政权和舆论的文官阶层把绝大部分精力用来争执皇帝到底应该管上一任皇帝叫伯父还是叫父亲,争论皇帝到底应该选嫡子还是长子当继承人,用舆论大网确保皇帝乖乖呆在皇宫里每日苦读圣贤书,而不是到处乱跑接触老百姓。文官们在这些问题上卯足了劲和皇帝死磕,同时在道德上自己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们认为这些才是国家最大的问题,事关国家道统,道统的问题解决了,自然就国泰民安了。至于那些真正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金融,财政,军事问题,他们不愿,不屑,也不知道该怎么管。
    
     今日的美国也是如此,资本控制着媒体,媒体洗脑着群众。在媒体的引导下,整个国家把精力花在争执妇女能不能堕胎,男变性人能不能上女厕所,怎么在种族问题上表演良心等等这些和国家生死存亡无关但又能在道德上感动自己的议题上,至于那些真正硬核的金融,财政,军事,人口结构等问题自然就被忽略了。
    
     两次伊拉克加一次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国的万历三大征,美国的律师阶层是帮人避税又垄断朝廷官位的功名士绅,东西两岸的金融it利益集团是大明垄断财富又拒绝交税的东南沿海富商,白左是儒家理学东林党,五大湖铁锈地带是曾经辉煌而后衰落的关中陕西,独力承担国家税收的中产阶级是大明自耕农,黑墨绿是蠢蠢欲动的女真蛮族,特朗普是魏忠贤和崇祯的复合体。真是风水轮流转,苍天饶过谁。
    
     做困难的事,才能取得大的成就。让你进步的事,过程肯定不会是舒服的。现在为了黑命贵游行成了时髦的事,各方各国都在参与,美国政客媒体都在附和赞美这些抗议活动,参与的人没啥风险还能增添道德光环,顺便抢个劫什么的。这样的运动,中国左派跳出来赞美那就是即幼稚又肤浅了。
    
     而且别忘了,现在是疫情时间,这是适合几万人上街游行的时候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口号倒是漂亮,实际上这些人是既不把别人的命当命,也不把自己的命当命。疫情中憋坏了,满足自己的道德虚荣感最重要,上街爽一把就死又何妨?
    
     真是一副亡国之相!
2020/6/27 11: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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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到苏联优先
     苏联大概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向“苏联优先”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苏联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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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可以从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瓦良格巡洋舰》看苏联命运的变化。
    
    
2020/7/6 11: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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