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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探讨“政商关系”及案例 2012-10-17 1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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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讨“政商关系”及案例
     伴随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的政商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与会人士对
     此变化给予了肯定。他们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的政商关系,亟待改善之处甚多。在描
     述这一问题时,主持这次沙龙的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张剑荆引用美国著名“
     中国通”费正清的话:“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
     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造成这一不健康的政
     商关系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企业家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体制因素,经济体制
     和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影响着企业家的行为,双方欲建立良好、健康的关系,需要通
     过改革来实现。 ——编者
    
    
     链接《 北京大学政商领袖国学高级研修班
    
    
     汲取历史教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把中国当前取得的成就,置于中西
     方历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他以此说明,那种自我陶醉的情绪是要不得的。张文魁
     说,其实中国近代以来至少有两次改革开放,而且在三十年内都成绩斐然。第一次是
     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早期“改革开放”道路,而且也搞了三
     十年,一度也很成功,当时叫“同治中兴”。那个时期,也是效法西方、与全球接轨
     、搞工业化,在制度上也做了很多变革,积极营造鼓励企业发展的环境。经过30多年
     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清朝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美国开始崛起,也主要是在1865年之后,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时间基本重合
     。当时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一场内战,都是南北战争,最后都是政府军取得了胜利,
     接着是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
    
       到20世纪初,从主要工业品产量来看,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实力
     最强的国家。“中国在19世纪90年代,表面看起来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在一种危险
     的自我陶醉情绪支配下,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甲午战争’之前,主战派热情高涨,
     认为中国这么厉害,怎么能不打呢?战争的结果说明,泥足巨人不堪一击。”
    
       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实力,与镇压太平天国之后赢得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
     有很大关系。张文魁说,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三大支柱:庞大的国有部门、强行的要素控制、广泛的产
     业干预。张文魁认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发展前期可以很快实现经济腾飞。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搞到一定的程度后,“边际效益”势必递减,其负作用会越来越
     大,也会逐渐形成一种扭曲的政商关系。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其教训值得重视
     ,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那么,国家资本主义的隐患何在?张文魁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中的“裙带关
     系”,诸如裙带经济、裙带政治、裙带军事。“洋务运动”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
     系
非常密切,本质上就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如果不对经济发展前
     期形成的政企关系加以改革,制约未来发展的制度就会固化。
    
       将目光收回现实,他以“苏南模式”为例分析这种政商关系。“苏南模式”的核
     心是政府主导企业发展,“实际上是政商不分,党政干部同时也是商人。”从实际效
     果看,这种政商不分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的确可以产生比较积极的作用,在资
     源整合、市场开拓、社会关系等方面,政府参与能带来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关系
     持续久了,“不腐败简直就是奇迹”。
    
       张文魁认为,政府说是要“亲商”,实际上就是要有选择、有倾斜,“有亲必有
     疏”。 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要资源给资源、要土地给土地、要
     补贴给补贴,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却十分艰难。老子
     有句话叫“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可现在的很多做法,是“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非常不利。
     推进平权化改革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
     所所长王志乐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这个理论是民营企业不能得到平等对待的关
     键所在。”
    
       王志乐说,国企的确是中共执政的基础,但是,它只是基础之一。从企业层面来
     讲,不管是国企、民企、外企,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都应该看做是中共执政的基础
     。
    
       他说,目前,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员工数量不到总就业人员的三分之一,国企越改
     革,用工越少,非国企就业人员已经占到就业人员的大多数。王志乐认为,我们要与
     时俱进,把国企、民企、外企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都看做党的执政基础,这更有利
     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定和稳固。
    
       根据“三个代表”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国企、
     民企、外企这三类企业都有先进生产力的成分。比如跨国公司,它有很多全球化的先
     进技术。国有企业有它的优势,民营企业有它的灵活性,这些优势如果发挥得好,确
     实有利于增进中国经济的活力,促进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对
     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中共实际上获得了一个更广阔、更可持续的执政基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提出,在西方的政企关系中,政党对大企业也
     是有照顾的,也有利益偏好,没有做到大、中、小企业一律平等。在金融危机期间,
     美国政府对大银行和对小银行的态度也有区别。他认为,在不同的制度下,如何做到
     完全“平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文魁解释说,现实错综复杂,讨论这样的问题肯定首先要有参照系,其次是要
     指出一个方向。美国社会也是复杂的,共和党与大企业、寡头企业、华尔街结合得比
     较紧密,大体上可以说是代表资方特别是大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对此也并不隐讳;而
     民主党更多地代表劳工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就会对大企业
     偏袒多一点,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平权”政策就会多一点。
    
       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即所谓的“进步主义”年代,美国在企业领域
     推进了平权化改革。中国和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30多年间,发展历程基本相同
     。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也形成了很紧密的政商关系,但是,他们后来推行了改革,对
     裙带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施加了约束。
    
       他认为,这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如果不推进平权化改革,前景令人担忧。
    
    
     不能把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
    
       王志乐认为,应当避免把“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针对他的这个观点,叶自成
     提出,据观察,很多反对把“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的学者,同时也在以“美国等西
     方经济的市场化”作为参照,这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
    
       王志乐回应说,不能把经济规律与政治规律混在一起。企业搞投资要有回报,而
     政府官员搞投资更看重政绩。把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经
     济问题与“制度优越性”往往被绑在一起,导致偏离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规律。历史
     上,这样的亏我们吃了不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纠正过这个问题,但近年来,这种
     倾向又有所抬头。
    
       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过于注重宣传。这带来一个弊端:一些企业用“编故事”的
     方式获得政府资金和补贴,而不是把精力专注于创新。王志乐讲了一则关于电动汽车
     的故事。中国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一度宣称,中国电动汽车已经“世界领先”,一家
     外国企业听说后,派考察团来中国洽谈采购零部件,考察了20多家企业,有的说其产
     品世界一流但还没有产业化;有的说其产品已经产业化了但价格比外国还贵;有的甚
     至弄虚作假。这家外国企业总部不相信,第二年又派来一个考察团,结果还是没买到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北京市人大科教文卫体办公室副主任颜振军博士曾经长期参与北京市的科技企业
     孵化工作。在他看来,政府常常想发挥“导师”作用。其实,在政府工作人员里面,
     并没有多少人具备企业管理经历,“政府文件总是讲,应该如何去引导企业、指导企
     业,实际上,政府就是一个服务者,没能力承担指导者的角色。”颜振军说,政府的
     有形之手,应当在降低准入门槛、建设创新平台等方面发挥作用,但这些工作,恰恰
     被放到了末端。
    
       由于政府控制着很多资源,在民主参与不充分、法治不健全的社会里,一个企业
     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想办法靠近政府,“不靠近政府,你拿不到资源,怎么去和
     其他企业竞争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认为,中国改革至今,
     政企关系依然是“形散而神不散”。
    
       “改革政企关系,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这是体制问题。” 袁绪程建议,把公共
     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要通过改革,构建一个平等参与的环境。
    
       要建立良性政企关系,叶自成建议引入老子哲学: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政府不
     该管的事就不管。他提醒,中国改革政企关系的核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
     题。
    
       针对政商关系过于密切所蕴藏的风险,张文魁提出,恰当的政商关系是“一臂之
     距”。他说,在政商关系问题上,“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
    
2012-10-17 1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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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黄光裕与政商关系
     作家 吴晓波
    
     黄光裕案,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披露出来的信息是让人吃惊的,记者们好象挖开了一条曲折淫秽的下水道,它与地面上的光鲜亮丽形成了惊人的反差。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一个从事家电连锁业的首富有必要构筑一个如此复杂而灰暗的政商网络吗?他为什么要将自己以及朋友们(如果那些同乡官员是他的朋友的话)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他的行为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贪婪?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它的畸形基础于两个前提,而它们竟都有了两千年的传统。
    
     一是千年以来的官商“一体两面”,自吕不韦、白圭、陶朱公以降的商人群体,一直到晚清的晋商、徽商,乃至民国时期的孔宋家族,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特征,乃至到今日,人们仍然对此津津乐道,在每年的中国图书市场上,销量最大的企业家传记,不是别人,正是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二是千年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中央集权超过两千年的国家,其基本治理结构从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因集权之需要,中央就必须对某些战略资源――用现在的话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进行垄断性控制,因此,重要的经济权力和资源便毋庸置疑地控制在官员手上。由此,中央集权-资源控制-权贵商业,似乎便内生为一种坚不可摧的利益结构。
    
     在很久以来,中国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贪腐。在1988年前后,吴敬琏和钱颖一把 “寻租”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引了进来,根据这一理论,吴敬琏等人认为,目前中国腐败蔓延的主要体制基础是:行政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产性利润”的众多机会。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这样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已达成为一种共识,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二十年前所描述的事实不但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在相当长的可预见的时期内,我们竟看不到根本解决的可能性。
    
     在一个如此漫长而令人绝望的转型时期里,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离不开,靠不住”――也许是一种很生动的心态描述。在中国,一个与政界绝缘的人确乎很难获得资源和超速成长,因此,讨论政商关系,“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远”,一直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其实在于, “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近。”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极端的范例,那么,是否存在另外一些可能性呢?
    
     答案是有的,譬如,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与政界走得相当近,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他们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比如,鲁冠球、吴仁宝、柳传志、王石、马云、刘永好、尹明善等等。
    
     这些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的秘诀似乎在于:与政府走得很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对价输送关系。
     或问,政府不都是由官员构成的吗?不跟他们走动频繁、形成私密乃至互相“绑架”的关系,怎么能够拿到资源?
    
     这便是问题的关键以及对中国国情的掌握。有两个事实是这种关系可能存在的原因。
    
     其一,大多数的公务员是正直和廉洁的――至少这是他们向往的品质,因此,如果是有利于公众、社会的事务,是他们所乐于支持的;
    
     其二,中国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都类似一个“公司”,被一条叫GDP的鞭子赶着往前走,为了地方经济和部门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企业家的大力支持,而且这种需要往往是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譬如在2008年底,你可能很便宜地拿到土地,而到2009年初,你可能很容易地得到贷款。在很多官员心目中,经济发展就意味着政绩优异,就意味着仕途通达,这是一个比金钱更大的诱惑。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中央集权和“GDP高于一切”的体制下,企业家存在“合法寻租”的空间。
    
     在一个制度转型的漫长时代里,黄光裕式的教训是惨痛的。对政商关系的解读没有标准答案,有的只是一种生存法则。当然,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12-10-17 1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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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祎:政商关系成企业危险捷径
     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文/樊祎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发展逻辑,不经营政商关系,企业很难做大,辛辛苦苦做大了,一有风吹草动,企业和企业家马上处于危险中。
    
       实德目前的状态堪忧,这并不是因为董事长被调查企业必然倒下,而是因为,如果企业发展的模式严重依赖政商关系,一旦联系政商两界的关键节点发生问题,企业的后续发展必然亮起红灯
    
       同样是辽宁企业,华晨汽车是另一个典型故事。华晨汽车创始人仰融以高超的财技把一个小小的香港财务公司打造成中国汽车行业的一匹黑马,鼎盛时期拥有六家上市公司,与宝马合资生产整车。为了更好的在资本市场腾挪,仰融在1992年和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等几家国字头单位联合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投资基金会作为华晨中国的投资主体,在那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尽管没有投入一分钱,但是财政部在给辽宁省政府的函中要求认定华晨及其衍生公司为国有资产,并要求辽宁省政府予以接管。作为公司实际所有者和真正出资人的仰融当然不干,双方谈判的底线差距悬殊,几轮博弈之后,最终结果是辽宁省法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批捕仰融,仰融净身出户出走美国,完全失去了对华晨的控制。
    
       无论是华晨的仰融还是实德的徐明,所反映的都是中国特殊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而且是最危险的那种。
    
       政商关系的演进,可推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齐国的管仲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盐铁的“国企”,同时兼任央行行长与发改委主任一职,国家从资源和政策上完全垄断了商业的主体,所谓的商人不过是依附于主体的附庸。这种制度延续至晚晴。2000年以来王朝兴替,变的是一个个皇帝的姓氏家谱,不变并巩固的是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和文化惯性。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国家控制一切的观念和实践给了历代商人们几乎唯一的选择。只有和官家搞好关系,进一步说,只有和官员搞好关系才能生存发展下去。
    
       洋务运动之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国家从商业活动中后退一步,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了一批带有现代色彩但仍然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企业。但政商关系只是巧妙的从桌面转到桌下,官员和商人通过政策资源的货币化完成了权力勾兑和利益输送。胡雪岩与左宗棠、盛宣怀与李鸿章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代表。
    
       现在,仍然有无数企业家从《胡雪岩传》里寻找企业经营的真谛,这说明当代的政商关系并未脱离晚晴洋务运动之后形成的范式。
    
       这种范式的危险之处在于,企业的发展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而是按照官场规律运行, 官员的升迁是企业发展的充分条件,反过来,官员的倒台或去世则敲响了企业由盛转衰的丧钟。
    
       近来有学者提出了“匿名政企纽带”的说法,认为企业应该和政府打交道,而非和某个具体的官员过从甚密,这就是“匿名”的政企纽带。和某位政府官员形成单一的对价关系是很危险的,比如黄光裕的落马。同时这种政商关系还造成了至少两个恶果:企业家无法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继任者不具有创始人的政府网络和公关能力)、企业无法做大(跨省市的政府关系壁垒森严)。
    
       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中插:
    
       当代的政商关系并未脱离晚晴洋务运动之后形成的范式。这种范式的危险之处在于,企业的发展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而是按照官场规律运行。
    
    
2012-10-17 11: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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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观察】政商不分将国企老总推向犯罪深渊
     法制日报下属的《法人》杂志等单位发布了“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2011年落马国企企业家平均年龄在52岁左右,而人均涉贪腐金额猛增至3380万元,而2010年这个数字是957万元。
    
     缺乏规则、依靠权力的市场环境,在为国企老总这样身兼多重角色企业家提供各种优势的同时,却也在悄无声息地将其推向犯罪的深渊。
    
     拥有巨大权力,同时娴熟掌握将权力与金钱彼此转化技能的国企老总,更缺乏法治意识。这些人比其他企业家群体更相信权力本身的效力,也更迷信政商合一的能量。在他们看来,往往觉得自己处于针对官员的党纪和针对企业家的法律之间的缝隙中,可以通过各种潜规则的运作来度过危机。
    
     除此之外,由于在权力和资本之间游弋的国企老总必然处于一派权力体系中,一旦该老总所倚靠的政治权力旁落,那么随之带来的将往往是一损俱损的结果,锒铛入狱也毫不令人意外。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走向法治之前,国企老总在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同时,也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受害群体。这是因为面对这个混乱的市场,包括国企老总在内的所有企业家同样需要面对没有规则、缺乏制度的市场弊端,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下一秒事态的变化,也没有人可以真正规避灾难的降临。这种末世情结,萦绕在许许多多落马的或者还没有落马的国企老总头顶,他们沉迷并只能相信在权力与资本间游走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却又在内心又痛恨这个不可预期的环境本身。于是,急剧增加的贪腐金额、大量转移资产、送家人移民国外等等行为都在近年有了强化的趋势。最终,一个远离法治、崇尚政商不分的市场,将国企老总推向异国他乡,也将他们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2012-10-17 11: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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