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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思考的结果也许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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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球人口已达67亿，到21世纪中叶，预计将达到100亿人。工业发达国家使用量为总能源的3/4，人均消费量美国最高，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现在世界能源消费以石油换算约为80亿吨/年，按这种消费速度，到2040年，全世界石油将出现枯竭；到2060年，核能及天然气也将接近终结。
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5%，却要消费全球25%的资源。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4万亿美元，而其所有债务（包括国家、公司债等）已突破了50万亿美元，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中国以20%的地球人口，用了全球30%的资源，提供了10%的商品服务。如果按目前中国经济的的速度，再过几年，全球近一半的资源都将被中国消耗掉。
很显然人口激增、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发展不平衡等各种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制约与威胁社会发展，人类越来越接近发展的极限！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仅是中国的课题，也是全球共同的责任。
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全球资源重新配置极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技术、民生的发展。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根据这一理论，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参与交易比全部由自己生产能获得更大收益。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的经济全球化激发了全球经济、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的人才交往、经济融合是一百多年前人们所无法想像的。主动适应并融合进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往往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快速增加，成为新时代的赢家。在全球经济大融合中，如果说欧美是具有先发优势的楷模，那东亚则是后起之秀的榜样。
决定一国民众收入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本国的自然资源、综合技术水平及与别国相比的优势。今天的一个中国大学生放在二十年前是一个人才；放在四十年前是一个宝贝；放在四百年前可能会成为皇帝；而在今天就只是一个打工者。因为世界在变化，今天一个普通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在社会上并不具有太多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一个香港厨师到内地工作的工资是内地厨师的几十倍，但今天双方的收入已相差不大。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同样存在。
千百年来，地球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有不同，但总体人均产值与收入的差别并不大，直到上世纪中后期这种差距被急剧拉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长期以来总数只有几亿人口的发达国家是全球技术、规则、高端产品的供应方；几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原材料供应方、劳务输出方与成品输入方。在全球贸易中，发达国家的技术处于相对紧缺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与初级产品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所以在全球的财富分配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拿走了大部分，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拿到一小部分，双方的人均收入差距从几倍扩大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依靠的是技术优势，而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也只能通过技术发展。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善，世界各国的差距正在缩小。在经历了上世纪的知识爆炸年代后，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在此期间，后起国在奋力追赶，先进国却相对进展缓慢，因此双方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技术差距的缩小就相对提高了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的地位，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两个趋势是：资源的价格在不断提升及各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与国家的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规模相对应。与这两个趋势相对应的就是拥有广大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将快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世界中的比例将大幅下降，并且这种下降可能将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种变化早已经发生，美国的巨额赤字就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反映。一个国家连续多年巨额赤字绝非用金融技术手段所能解决，这只能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国家的支出已远远超出了它的产出。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是它的民众降低生活水平、更加努力工作，要么就大幅增强本国竞争力。除些之外的任何技术手段都只能奏效一时，但必定在将来付出更大代价。
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平衡美国的贸易赤字，就象当年对日本所做的那样。但日本只有1亿多的人口，当时其他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是日本的3倍以上。今天中国人口是13亿，比所有发达国家加起来还要多1倍以上。当时的世界能接纳日本人按美国的方式消费，但今天的世界无法承受中国按西方的方式消费，更不用说后面还有印度、巴西等国。当年美国成功稳住日本后维持了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有利局面，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要素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的方法并不适合今天的形势。
所以今天全世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全球资源相对固定的条件下、面对各国竞争力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更合理分配全球财富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体制还很不适应经济下降的局面。面对竞争力下降而引起的巨额贸易赤字，很多国家的政客往往会顺应国内部分人的看法主张采用贸易保持主义。
美国的民主某种程度上也是促使美国步入危机的一个因素，美国没有哪位总统候选人敢于推翻现有的消费模式， 这种大胆的人无处可选，民主状态下选举出的都只能是讨好选民的人。美国的国家福利政策让普通美国人不能深刻体会到国家面临的真实困境，在数千万美国人看来， 长期入不敷出很正常， 这导致了贷款债务的持续增长。
与美国不同，中国劳动者分为两个系统：掌控国家资源的体制内系统与不掌控国家资源的体制外系统。体制内的人员享受着高福利、高收入、高保障，比美国人更能感受国家发展的好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体制外普通大众几乎没有直接享受到国家财富增长的好处，处于国家保障系统外，不敢放心消费。因此中国的内需就无法启动，我们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投资、出口、借钱给美国消费、更多的出口、借更多的钱给美国”这种难以为继的步骤。
所以，转变发展模式已成为全球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必须依靠全球民众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一历史转变。对发达国家来说必须让全体国民明白随着其他国家竞争力的上升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定会有所下降，但比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总体情况还是要好很多。只有国民充分认识到过度消费的害处才会选出愿意改变发展模式的政府。
对中国来说必须给予每个国民最低程度的保障，让民众放心消费。随着内需的启动，改变过于依赖政府投资与出口的发展模式，走上内需为主的内生式发展道路。
新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通过制度安排鼓励人们以更低的消耗、更环保与休闲的方式享受工作与生活。在社会财富难以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增加民众对财富好感度的评价来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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