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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估的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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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估的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
我读黄仁宇，最早当然是为人艳称的《万历十五年》，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还是初涉史门的大学文科生。《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仅为中国史一个横切面，而视界却贯穿上下千年，全书以“……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开篇，而以“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收尾，如此的历史大局描述诚可以动摇人心。此书附录的文章已简述其大历史观，但当时我的识力显然不够。
被高估的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
此后就很留意黄仁宇。1995年，读他的第二本书，是在香港买到的台版《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其时我已觉很不满意，在书前批注：“……从学理的立场，其观点几乎全部落后！通过间接媒介，我对作者的观点早已不以为然，今细读其书，益觉其谬。”同年稍后又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仍欣赏其文体及写法，承认他有所见，但对他的历史观已全然否定，当时读完批注：“以前读过《万历十五年》，觉得写法很有特色，印象不错。最近读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及本书，已觉得很烦了。两本书中，怕有上百个‘数目字管理‘！开口‘大历史‘，闭口‘远距离‘，几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便打遍天下！”
细读过黄著的人都知道，作者几乎每本书都大量重复运用仅仅几个概念和基本解释，来来去去就那两下子。以后我虽继续购买、翻阅黄氏的其他著作，但越读越失望，越读也越生气，只当作“批判使用”的学术资料了。直到去年，我翻读三联版《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更加强了原来的认识:从纯学术立场，黄仁宇的所谓大历史观实属虚妄，没有理论价值。《黄河青山》在作者逝世后才中译出版，但写作时间却早至80年代前期，其时《万历十五年》出版未久，作者尚无籍籍名。此书不仅为作者生平的回忆录，亦系作者历史观念的全面总结，其大历史观的原始思路表述得最清晰、最完整，因此大历史观的谬误也就暴露得最明显、最充分。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本与两个学术课题密切攸关：一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性质，二是近代西方为什么能产生新的科学与文明（以及相关联的所谓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文明的问题）。但为省枝蔓，以下不涉及这两个在学理上仍一团混沌的课题，而仅从“常识”角度分析大历史观。
“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正因为黄氏过于迫切的关怀意识，决定了大历史观两个潜在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为何失败？近代中国向何处去？
对第一个问题，黄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不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而是从后来的历史结果出发，以今律古，极力寻找中国古代制度的缺点，将近代中国的困境完全归因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他在分析1619年努尔哈赤大败明军的辽东之役时说：“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申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将每次挫败都解释为同一个原因，那就等于没有解释；既然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古代制度的整体问题，那史学家还需要解答什么问题吗？论宋代时说：“在宋代，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现代的商业法规、或是监督大规模商业及财务运作的司法程序。”这当然是以不可能的标准苛求古人。论明代时又说：“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这些话最暴露出作者历史观念的幼稚，“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这不是废话吗？这种思路，异于中学生几希！作者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称为“以荒谬的制度为研究主题”，在我看来，将古代实存制度视为“荒谬”的历史研究才是真正荒谬的。他又批评：“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6世纪人不能预知几百年后欧洲的事情，实在算不上缺乏远见啊！
黄氏据以评判古代中国的标准，不仅是西方经验，也是现代经验；即是说，他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加上“现代中心论”。他百用不厌的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这种史观的结穴；这个魔术化的概念似乎源自韦伯“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一词，用以概括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按照此种现代式的高标准，处于前近代技术水平的中国当然处处是缺陷，处处都有“技术”不足的问题。但责备明代没有产生“数目字管理”，不就正如批评明代没有发明飞机大炮那样肤浅吗？事实上，按“数目字管理”的标准，不仅明代中国不合格，不仅国民党中国不合格，即使前现代的西方国家也同样不合格，所有的古代社会更加不合格，则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除去现代的欧美，就全是错误和失败的历史了。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他以中日为例指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言下之意显然指18世纪仍为封建社会的日本，在制度上已较帝制中国更为优胜，这纯属马后炮的历史认知。因为日本在近代迅速强盛，就证明其制度在中世纪也是好的；因为中国在近代节节败退，就证明其制度在帝国盛世也是坏的。──可封建的日本又怎么与帝制的中国相比呢？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又怎么与武功赫赫的康乾盛世相比？打个比方吧：因为20岁的日本比70岁的中国要强，就能够证明婴儿期的日本也比正当壮岁的中国更强吗？英国是近世西方文明的霸主，但进入20世纪已盛极而衰，二战之后更成为美国的跟屁虫，但能说这个世界史上首个工业国家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吗？是否只有美国史才是唯一正确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失败，最关键原因不是内在的（内部帝国解体当然也是主因之一），而是外来的，与其说是由于中国文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如说是由于西方文明新兴的技术优势。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逻辑，明清数百年的长期历史，绝不能视为失败；退一步说，即使明代相对失败，清朝绝对还是成功的（金庸在《鹿鼎记》末尾借康熙和韦小宝之口指出清朝远胜明代；赵无眠更将清朝冠于中国所有朝代之首），可在黄仁宇笔下，“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中国文明在近代的大失败，早在数百年前完全决定，则大明立国以来的数百年历史还有什么意义？满清一代的文治武功竟就此一笔勾销了！
其次，对“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黄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却迥异于前，极力寻找历史行为及相关事件的合理性，历史在他笔下变得直奔主题，“就大历史的观点而言，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任何事件都可解释，任何行动都是大历史进程的一环，这实际上是极端的历史目的论。只要是发生了的历史，就是合理的历史，所以，国民党统一中国是合理的，后来共产党打倒国民党也是合理的；蒋介石上台是合理的，后来毛泽东取而代之也是合理的；毛泽东搞土改乃至人民公社是合理的，后来邓小平改弦易辙搞改革开放还是合理的……“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计划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翻身（按：指土改）在中国并不是普通的阶级斗争，而是填补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说是弥补中国文化传承严重不足之处所投注的艰辛努力。”“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还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他无非是将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现代中国史都看作一条直线，国共的主义之战，毛刘的路线之争，在黄仁宇而言都已无足轻重，反正大家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
黄氏更引黑格尔和卢梭的“公共意志”概念以加强其目的论：“……当日牺牲了十万和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黑格尔来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于黄仁宇来说，凡是发生的就是合理的。对于卢梭来说，“公共意志”永远不会犯错；对于黄仁宇来说，“历史意志”永远正确无误。──黄仁宇跟卢梭的区别是，卢梭思想的实践必然以人民取消个人，以公共意志取消个人自由；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倒是相反，是将某些个人等同于整体历史，将局部的个人取向等同于终极的历史意志。对于灾难相续的现代中国史，即使不发生已然发生的悲剧，也可能发生其他的悲剧，可是，绝不能说已发生的“这一个”悲剧就是绝对必然的，否则个人（领袖）和群体（党派）岂不成了历史的傀儡，而全然不必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事实上，黄氏正是如此认为的。
卢梭思想的继承者以“公共意志”为当下的暴力辩护，黄仁宇则以“历史意志”为过去的暴力辩护。他其实已将“数目字管理”作为大历史的终极目的，只要他认为是有利于达到这个“数目字管理”的，无论付出何等代价，革命、流血、死亡，就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历史进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他曾借用许倬云的说辞而正面化：“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种历史观念，既可厌，亦可怕。
以上分别评述了黄仁宇大历史观两方面的谬误，而他这两种谬误还是自相矛盾的：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而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何前后相悖至此？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须知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崛起数百年！黄氏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黄仁宇的著作可谓当前大陆最流行的历史读物，我手头正式或非正式的专书也有十余种。《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一个人，从一个学人的角度，黄仁宇由大陆而美国，由军人而教授，其个人的学术苦斗值得我们同情；但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文/胡文辉）
腾讯网友，大中至正：
为历史正言。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1936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学习，1940年编入陆军14师任职，1943年加入中国驻印军任新1军参谋，跟随部队血战缅甸，并因战功获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胜利后驻防东北，1946年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7年毕业后任国防部参谋，并参与了国共东北决战，1950年，以国民党军驻日本代表团少校军阶退伍。此后辗转流落于美国，在举步维艰的环境中勤工俭学，并于1964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毕生沉迷于历史研究，尤其侧重于中国历史，他带血的军旅生涯和后来的海外漂泊，使得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合中西方不同文化视角为一体。通过他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历史学术界崭露头角，最终在八九十年代蜚声国际。
—— 之所以对他的人生经历写了这么多，为的就是说明黄仁宇强调的以大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由来，他在研究历史时，还得为生活奔波，远没有现在在国内的讲坛上领津贴做课题的专家教授大学者们来得舒适惬意，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以及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研究上迥异于国内的学术环境，使得他的观点显得独立而睿智。限于有些因素制约及我个人知识上的浅薄，学术上的东西在此就不便提及，但我所要说的是：欲了解黄仁宇，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重点翻阅他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相信大家会因此而重新解读中国近现代史，相信大家会由此而重新认识黄仁宇。伟大的历史，普通的人，原来，历史会因为这样的良心学人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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