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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和“匠人精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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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割裂在于对知识分子和匠人身份的错乱和混淆。
知识分子的内涵在中国是混乱的，广义上来说，知识分子指的是受过完整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拿到一个大学文凭，无论专业，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但这种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却并不得到广泛的认同，比如，钱穆在《中国知识分子》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至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似乎将我们这些工科狗一下子踢出知识分子的行列。
钱穆所言其实并没有错，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真正成体系的进入中国也就一百来年的时间，这短短的时间和从春秋以来士阶层孕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厚重精神相比，确实显得分量不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学者，大都身怀博闻之学，大儒如苏轼，吟诗，作赋，填词，谱曲，修桥，烹饪皆精。但可惜的是，中国的学者们，似乎总是轻视了天文、地理、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当是陶冶情操的技艺，不肯潜心研究，因此古代的中国始终也未能走上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
中国古代的学者，始终是以人文圈，政治圈的为工作重心。即使是从事类似科学研究的，如阴阳家邹衍、天文学家张衡，也只能将他们的天文、数学研究成果归入历法方面，使其帮助农业生产，也帮助帝王运势。自然科学无法在中国古代成为独立的学问。
中国几乎列朝皆尚士，给予知识分子极高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排序使得知识分子的自身的独立人格和身份认同感也一直十分强烈。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骨气虽越发高傲，知识却越发狭隘。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再到儒释道三教合一，再到理学，心学，最后清朝的所谓学术就变成了校勘、训诂、考订。然而，知识分子的入门途径，入圈门票，即科举制度，却仍是一脉相承，甚至传到了今天。自科举制度形成后，历史上被称为学者的人，几乎无一人没经历过科举。同样的入门经历使得知识分子对内虽然文人相轻，对外却有高度的身份认同。他们坚持以人文精神为指导，加之并不关注“奇技淫巧”的研究，他们必须从人，从人民身上得到回应和安慰，因此也必然从群体上陷入对政治的渴望中。
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学者都呼唤新学，但除去王国维，陈寅恪等研究了一辈子学问外，几乎没有一个能抵御两千年来深入骨髓的知识分子基因的呼唤，毅然决然投身政治洪流。不同于政客的八面玲珑，纵横捭阖，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惹人怜爱，但显露出的人格却令人敬佩。
然而，随着西学东渐，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空降到了中国人的身上，使得原本的“匠人”一下子成为了知识分子，而且和传统知识分子享有同一张门票。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的概念，在中国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匠人和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基因。两者的差别，就像2000多年前，子墨子和公输班的差别一样。士者，如墨子，其工程技艺甚至不在公输班之下，但却始终以人文关怀大众，来往各国，劝阻战争。匠者，如公输班，长于物，却失去了人文关怀，在被墨子“九距之”之后，只得暗示楚王杀人。而“匠人”空降到知识分子行列，也必然导致混乱。事实上，确乎是匠人带坏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带坏了匠人。
知识分子带坏匠人，钱穆是这样描述的：“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这一点讲，即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在西方，科学、宗教、哲学、艺术分门别类，各务专长。一到中国，却混成一大洪流，便成为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一呼号。如是则一切一切，全成了高谈狂论。若不说是高谈狂论，则应该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之表现。但此一种伟大精神，至少必须含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即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心。而此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幸所最缺乏者正在此。沿袭清代，菲薄宋儒，高呼打倒孔家店，摹效西方，提倡个人自由，却不肯诚心接受基督教。竭力想把中国变成一多角形尖锐放射的西方社会，却留下了一大缺洞，没有照顾到社会下层之大整体。”
简单来说，传统知识分子必然要有人文关怀，必然要关心政治，因为这是骨子的基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因。然而匠人，没有这种基因，干将莫邪虽然能铸成世间第一的宝剑，但他们仅仅也就是为了铸宝剑，至于楚王要这宝剑去干什么，杀人还是去杀猪，匠人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去过问。然而，同一张入场门票，同一个“知识分子”的称呼，让匠人们不自觉地跟随着传统的知识分子一起在政治上狂热。尤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错乱尤为显著。
在与匠人的混合中，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高贵品质也被拉低。匠人的基因就是物，工具和技艺，而不是人。匠人自然没有多少人文关怀，而且一定是锱铢必较。在传承上，传统知识分子对待弟子，往往是倾囊相授；而匠人对待弟子，则常常会留一手看家本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从公输班那里就传下来，一直传到今天大学的工科院系。
传统知识分子和匠人，在同一个围墙里，一起被称为学者、教授。匠人看不起传统知识分子，但也学起知识分子在带徒弟之前，先讲讲这门技术对于国家的意义，这门技术所谓的人文关怀，可持续发展。传统知识分子看不起匠人，但他们的老婆却说，你看人家开宝马，你却骑自行车。于是也学起匠人蝇营狗苟，钻营获利那一套。不过，既然在同一个围墙中，拿着同一张入场券进来的，互相看不起，就是看不起自己。现在看来，知识分子已经与常人无异，混迹于市井之中，也无什么别样的尊严了。
本文来源：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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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观点：
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某种程度上是在抢占道德高地，比如在某些公知看来，认同普世价值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否则就是朝廷鹰犬或奴性重的愚昧大众。而在自干五看来，为了所谓普世价值不惜隐瞒事实、选取部分真相甚至歪曲编造历史，不配称做知识分子。
公知总批判我校诸位学长是工程师治国，言下之意不如文科生高明。私以为，政治是关于利益的科学，任何事物都有成本，脱离成本收益、仅凭所谓道德关怀来决策是在耍流氓。
相比之下，理工科中利弊平衡的思维更适合治国。可惜的是，这些耍流氓的文人总高举人文关怀的大旗，优越感爆棚地在各路媒体指点江山，即使胡说八道也能吸睛无数出尽风头，而认真做事的学者和官员出来科普辟谣却少人关注，反倒常常被媒体断章取义各种黑。可悲可叹！
人文关怀都快成不讲科学的遮羞布了，这种知识分子，误国误民，少少益善。
日本由于资源匮乏，不能大手大脚，所以凡事都求精细;
某种程度上，推崇效率的现代社会同“工匠精神”有着必然冲突。18世纪中期，当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拉开工业时代的大幕时，效率更高、更精确的机器逐渐取代人类的手工，带来匠人行业的日渐式微。连“工匠”这个词都在逐渐往历史后台退，由“工人”来代替。
不过，“工匠精神”为工业大国所重视却是无疑的。在日本机械表制作、精密加工等领域中，大量匠人受到很好的保护和尊重。由于经济大环境不景气，日本不少中小企业破产，为此日本专业人士大声疾呼要求保护中小企业，保护日本“核心技术发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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