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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免费”信息的高昂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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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省事，过去几周我们一直都不去深究的某些事情，变得更难忽视了。
想想我们每天不花一分钱就可以使用的所有免费数字服务：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旅行应用、YouTube、搜索、维基百科(Wikipedia)。大量供应各种新闻、时事、八卦、趣闻、新知、揭密、吐槽、吹捧等内容。如果要为这些服务付费，你还会使用多少？
链接：美帝大选川普赢了！中国段子手加班加点，精品作品展
因为我们将获得许多真假难辨的资讯、罹患信息恐慌症、注意力被干扰分散、软文广告骚扰、个人喜好或上网行为被窥探、时间被浪费…我们在免费消费这些新闻和信息时，人们付出的代价其实是很高的。
当我们长期在网上浏览各种信息的过程，化为商家“大数据”被纪录、被蒐集，变成各路厂商了解我们的管道，将来伺机推销各种商品和服务，被当做“肉鸡出卖”了这么久，你还觉得网上现在唾手可得的大量信息是「免费」的吗？
链接：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民主制度？社交媒体在扼杀民主？
各平台依关键词、流览记录等做智能演算，为不同人推荐个性化信息，让我们在推荐的信息范围不停打转，用喂给的信息填充你的时间，这是提供便利还是剥夺网民的自由？是增广见闻还是窄化我们的眼界？
数字服务并非免费，它们从未免费过，硅谷任何声称能够提供免费数字服务的公司之所以那么说，只是因为这话符合它们的利益。
我们醒悟到这一点，并不是提供免费互联网服务的公司股价暴跌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众多app开发商的亏损业务，融资选择越来越少。我们之所以醒悟过来，是因为“假新闻”丑闻使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被网上免费消费的新闻和信息给利用了？这些东西的产生，真的符合我们利益？
然而，这一认识带来的愤怒——要求谷歌(Google)、Facebook等免费服务提供商审查并过滤新闻——是对现实的错误判断。正确的判断是：过去20年，我们已经让这样一种数字经济正常化，这种经济通过两种方式募集资金：一是吸引那些愿意为获得垄断控制权而忍受长期烧钱的投资者，二是能够把道德模糊的情况做成获利的业务模式。
传统媒体机构基于对采编责任、平衡与大背景的考虑，不敢随便引入广告赞助模式，这恰好让不受任何行业行为准则约束的社交媒体平台趁虚而入。为了追求点击率，编辑、广告、娱乐以及政治宣传之间的界线变得完全模糊了。
日益壮大的网络工业复合体使这种状况进一步常态化，它们搞出交叉补贴模式——向较富裕客户群体收取较高费用，以补贴非付费客户——还美其名曰“生态系统”。
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不同有机体相互依存的一种状态，往往其中一个有机体必须屈从于另一个，才能保持平衡。
链接：解码粉丝经济学！新型社交环境下的商业模式
这一切都并非新鲜事物。上一次一个国家让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网络常态化，还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时代的事情。正如当下的互联网经济一样，苏联这一体制基于的理念是，某种技术官僚的、科学的中央规划过程，可以理直气壮地为了造福于某些人而惩罚另一些人。
也像当下的互联网经济一样，它让一种错误理念正常化：即科学进步可以培养一种免费资源的聚宝盆，而不会有相关成本，也不会失去自由。
这种谬误在1985年轰然倒塌。当时一连串经济危机、消费品短缺及地区不稳定（包括再度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揭示出，中央集权、交叉补贴的苏联经济模式已经破产，不得不进行改革。
随之到来的是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的时代。然而，那时要挽救苏联体制已经太晚。其内部失衡过于严重。1991年，苏联在经济每况愈下的重压下解体。
但在苏联解体后，又出现了新情况。对于那些已经无可救药地依赖于苏联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取消补贴引发了强烈抵制。许多人渴望回归旧体制，无论极权政权的代价有多高。事实证明，有时候政治自由的代价实在太大。
想象一下，如果数字经济经历类似的调整，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文/英国《金融时报》伊莎贝拉卡敏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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