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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0 李嘉诚没有原罪！ 4f

12 2019/9/19 12:28:32 d0

8 大众创业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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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 e2 楼

10 李嘉诚没有原罪！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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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想象，过去几十年一直被奉为华人骄傲、商业巨子的李超人，最近短短几天时间，就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许多人称他为寄生虫、吸血鬼——这些话语多么熟悉啊。六十多年前，伴随着这样的话语，无数商人被打倒，资本家成了肮脏的词语。


     看到微博上漫天飞舞的大帽子，真有恍如隔世之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投机倒把、囤积积奇居然还是天大的罪名，可见“市场化”与“经济学”普及教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或者，这就是中国特色中的要义？如此~竟无言以对。）


     对李嘉诚最严重的指控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班地产商，垄断了香港地产业，造成房价畸高，人民困苦。许多人喊出话来，香港经济想得救，必须打倒李嘉诚。自今年香港事件以来，这样的观点几成媒体共识（主要是内地媒体），仿佛不骂几句李嘉诚，就不够深刻。


     李嘉诚真是香港高房价的祸首吗？当然不是。

     有经济常识的人知道，房屋售价表面是由商人给出，实则由市场供需状况、与政府楼市政策，共同决定。经济繁荣的地区，居民购买力强劲，这无需多说；香港房价居高不下，问题之一是出在供给——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港英时代，香港土地供应就是源出一孔；时至今日，制度没有改变，供地还在不断减少，而人口在增加，房价焉有不涨之理？全国大城市，都如此。

     19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当时贸易、制造、纺织、玩具等百业行业，地产业也很兴旺，却不像今天这样举足轻重。当时香港地产业有上百家公司，李兆基、郑裕彤、吴多泰等众多日后大佬都在其中，他们看好香港经济，无论商业地产还是居民住宅，都将迎来井喷。


     早期香港房价节节上升，却不算离谱，一个重要原因是：供地较为充分，填海也颇自由。相比需求的火爆，土地供应也在增加。中产阶级想买房，大体还买得起。房价问题逐步突出，为了让中产阶级买得起房，地产商建出大量小面积住房，并发明“楼花”。今时今日被批为邪恶的许多房地产现象，当初都是为满足购房者需求。


     香港地产业发展早期，李嘉诚不算嗅觉最灵敏——他的第一桶金是在塑胶花上挖到。进军房地产，则反映出他独到的投资眼光。香港土地制度最大的特点一是相对稀缺，而更主要是垄断。土地稀缺，可以开山填海，源源创造，其实也还有大量空地；一旦被垄断，哪怕有数百平方公里旷野，也是徒唤奈何。香港房价此后发展，继续证明这一点。


     据中英谈判签署联合声明，回归之前的港英政府，每年批租土地不超过50公顷，政府公屋用地不在此限。当时李嘉诚判断，既然政府减少供地，并且要兴建公屋，商品房供地必然减少，房价只会大涨。当时很多人对前途缺乏信心，香港房价持续低迷，竞争对手举棋不定，李嘉诚则大举进入，成功抄底，一举奠定他在香港商界的地位。（这是商人对政策的敏锐，不是罪；如果有罪也应该首先是政策有问题~是政治家的问题）。


     李嘉诚长期看好香港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政府做出“一国两制”承诺，土地制度也将萧规曹随。港英遗政不变，房价长期上涨。他没有看错，香港房价在经历短暂的挫折之后，1990年代不断上涨。有人心思定，经济繁荣的因素，更主要还是对未来的预期。地产行业在香港异军突起，直至占领富豪榜前几位，就是在这几年。


     因此，说李嘉诚造成香港高房价，还不如说，香港土地制度推高房价，进而成就李嘉诚。没有李嘉诚，也有郑裕彤、李兆基等人获利。试问，如果说李嘉诚要为香港高房价负责，那其他城市的高房价，分别是哪些地产老板来负责呢？链接：房地产问题，总是想让开发商老板来背锅？（3楼）
     

     一种流行却似是而非的说法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时，香港政府正有意发展互联网新兴产业，以抒时困。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提出“数码港”计划，获得政府批地支持。该地块有64亩，目的是建设8栋写字楼，配备先进网络设备，吸引全球互联公司入驻。孰料这家名为盈科数码的公司，在经历短暂高光后，就遇上互联网泡沫。“数码港”沦为普通的商业地产——成就了李泽楷的地产投机生意。
     

     ↑这样对李嘉诚父子的谴责，显然带有事后诸葛亮的自作聪明。盈科数码失败，只是当时互联网公司破产浪潮的一例。香港真能凭借那几栋写字楼成为“数码港”？要实现产业升级那么简单？这也是很多人的迷妄（内地近几年也在大搞产业升级，城市案例可以分析）。香港经济空心化，确实与房价逐年攀高大有关系，但不是唯一原因（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城市也如此，尤其是金融业发达的城市）。。再说，造成房价上涨的终极因素，并不是李嘉诚们；他们从政府手里拿地盖出了更多的房子，不正是抑制房价的因素吗？


     2013年之后，长实集团就停止在香港购地，这期间香港房价还是继续涨。不知道那些将“购地建房”等同于“推高房价”上涨的人，如何理解这一点？


     另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李嘉诚囤地居奇，待价而沽，推高房价。持此观点的人，总能找出一堆数据说，李嘉诚囤了多少地，一拖就是多少年，赚到多少钱。他们找了数据，可惜没搞清楚逻辑。不只李嘉诚这样做，地产商普遍这样做，尤其是内地。（后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政策打击捂盘捂地，略有好转，但并没有改变楼市上涨行情。）


     2017年长实中报披露显示，该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土地储备为1059.1万平米（11400万平方呎）。这数据放在内地房企排名，前40名都挤不进去。仅仅恒大一家公司，当年土地储备就超过3.1亿平米。


     很显然，所谓“李嘉诚囤地”不过是这个行业的常规操作。为什么开发商敢于大手拿地，连年囤地？他们显然是预判房价上涨的趋势。他们通过拿地来构筑资产实力，壮大公司规模，进而继续拿地建设更多房子——地产公司固然是为自身利益而行动，客观上来说，囤地也是有成本的、有政策风险的，开发商增加囤地~就会增加市场上房子的供给预期，为降低房价做贡献。


     想要遏制地产商囤地，方法很简单：增加土地供给，形成房价下跌预期。土地供应掐得越紧，囤地动机就会越强烈。因为地产商会看到囤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可悲的是，现实生活中政府总是以减少供地为条件，逼迫开发商吐地建房。经济生活里的缘木求鱼，莫此为甚。


     李嘉诚的企业在大陆囤地，并非什么罪恶，对内地房价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一些人不光怪罪李嘉诚祸害香港，还称他在内地兴风作浪，这些全是缺乏经济常识的指控。


     香港经济的可悲在于，土地供应被掐得太死。这股力量不只来自传统土地制度，也包括环保主义者，海洋保护者，甚至已拥有房屋、目光短浅的中产阶级。2003年董建华推出“八万五”计划，提出十年内每年要兴建公私房屋不少于八万五千套，遭市民游行抗议（要知道，无房者有利益诉求；有房者同样有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我的房产价值不能被政策下跌。内地一样，开发商降价，老业主集体打砸售楼处的新闻很多）。许多人把这些抗议视为“地产集团绑架民意”，这也是想当然，缺乏证据的指控。凭什么你的利益是利益、别人的利益就不是利益？所以，中央提出的是：稳定房地产市场。


     香港的房地产争论，房地产商和有房阶级其实并不在一个立场。有房市民和中产阶级不过是想保住房屋现有价值。地产商则希望扩大市场规模，做大蛋糕，他们要的是开发利润而不是上涨。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是香港填海和野地开发的主推者。
     

     2018年林郑月娥政府力推“明日大屿”计划，准备开发香港最大的岛屿大屿山岛。力推者正是地产商集团，反对者主要是环保主义者、衣冠体面的白领阶层。他们早就斗得你死我活，反对者常把地产商抹黑成见小利而忘大义的奸商（典型的正是电影《美人鱼》），而在内地一些媒体人那里，却出现“地产商反对填海”的说法，简直莫名其妙。
     

     痛骂李嘉诚的声浪中，各路反资本主义者形成合流。香港抗议者们咒骂李嘉诚是吸血的资本家，内地媒体也把他斥为香港的祸害。一代商业巨子，成就伟大的商业版图，捐款行善无数，却被人人痛骂。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奇观。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超人无罪，多金是罪。


     作者：陈兴杰


     认清香港乱局背后的几个关键点

     香港，你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方案！

     日韩国运之战！解读半导体贸易战的背后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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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9/9/19 12:28:3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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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2 e7 楼

1e 如何对待富人原罪？事关国家前途 35

2d63      官方对企业市场化初期“不规范”的做法采取“不争论”、“宽容”的态度，但官语越客套，民众措辞就越严厉，在一番番“扒粪”之后，一桩桩原罪清晰地露出。

     《穷人要“闹事”，富人要“逃跑”——如何稳定人心？》受到很多网友关注，很多人留言讲富人原罪问题，表达了对当下中国存在的富人“不当致富”，甚至“非法致富”、“贪腐致富”等问题的严重不满。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有人甚至说出骇人听闻的狠话……

     那么，到底如何处理富人的原罪问题？

     由于富人群体本身也多种多样，且其中有较大比例是私营企业主或企业家群体，而且这部分群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大，本文主要讲的是这个群体的原罪问题。


     一、难以回避的原罪问题

     原罪，一个源自基督教的词汇，最初专门用来描述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无法洗脱的罪行——“羊吃人”、“圈地运动”式的资本原始积累。正是由于天生“姓资”，用于中国有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之嫌，又可能激起各方面的情绪，所以“原罪”二字一直在国内的官方话语中讳莫如深。

     不过，民间就此话题却不断爆发洪荒之力，一番番“扒粪”之后，一桩桩原罪愈加清晰。归结起来，原罪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过度扩张、掠夺社会资源】

     资本主义的企业不惜运用暴力掠夺的手段追逐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的本性就是扩张，而市场经济并没有“资社”之分，自从中国在计划经济的半道上突然拐向了市场经济，利润驱使下的过度投资、无限扩张的魔法就持续上演，钢铁、煤炭、汽车、房地产、造纸、制药……等形形色色的企业放纵自我、贪大求强，环保底线反倒成为被随意揉搓的面团，量变堆积到质变，便共同合成了市场经济的“大平仓”，企业发展原罪就构成市场宏观原罪的源头及微观版本。


     2、【巧取豪夺转型期的制度红利】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行政权力不会立马退场，仍主导着市场经济，通过名目繁多的优惠、减免政策及审批权，插手资源配置，企业急欲争夺这些制度红利，就极尽“官商结交创新”之能事，因此中国企业的扩张史也是一部政商勾兑史。比如：山西首富邢利斌8000万元收购1.5亿吨国有矿，相当于每吨煤炭0.57元，堪称“白菜价”，进而一跃成为山西首富，资产超百亿元。造车狂人庞青年，打着建汽车工业园的幌子，在泰安搞房地产开发，占地150亩、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万㎡，仅花了60万元就拿了下来；庞青年在石嘴山市建汽车城，所有园区都在奠基仪式结束后进展艰难，政府划拨的五处煤矿却倒手的极快，2013年石嘴山政府给的五处煤矿的其中四处，被青年汽车分别以甘泥沟3.2亿元，黑湾子1.3亿元，李家沟1.82亿元，驴子沟5000万元的价格转让，套现10亿元，建设三年期限后，留下的仅仅是地基和地基上的“铁框框”，后来青年汽车从石嘴山彻底退出。类似情况不一而足。不少企业家与特权联姻、与特权共谋，攫取巨额财富，原罪油然而生。


     3、【违法犯罪举动比比皆是】

     如果说捕捉时代机缘、赢取制度红利仍属于“改革性探索原罪”的话，那么，踏破法律红线的就是赤裸裸的“违法犯罪”。

     转型期，新规则尚未替代旧范式，制度、规则的空白期滋生了五花八门的罪：肆意延长劳动时间、囚禁残障人做苦役、克扣农民工工资、逃税漏税、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等。一则《16年前震惊全国银行劫案告破，劫匪已成亿万富豪》的新闻报道像一面镜子，反映出部分企业家的深重罪孽。不管承认不承认，它都在那里。

     鉴于以上，确实有原罪一说。


     二、富人原罪刺痛、撕裂社会

     由上可知，中国企业界不仅具有市场经济骨子里所隐藏的盲目扩张、一心钻进钱眼里的“原罪”，而且还存在转型期市场与政府勾兑的“原罪”，比西方“罪加一等”，故而引发的撕裂更深一层。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已从“穷人太穷”变成了“富人太富”，受原罪“推波助澜”，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中国造出了比美国还多、几近占到世界四分之一的亿万富翁；财富偏态地向富人集中，阶层矛盾拉大，顶端1%的家庭已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却只拥有1%的财产总量。

     单贫富悬殊就已招致绝大多数人口的不平、不满，何况靠“原罪”积累的财富更难被民众接受，怨恨、愤怒、仇富情绪四起。“民主斗士”中国台湾人李敖生前曾说“中国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一语冒出杀气来。


     中国不仅已经具备了华尔街“1%”与“99%”阶层冲突的社会基础，还拥有了割原罪这一“资本主义尾巴”的民粹基础。似乎只要燃起一点反抗社会现实的星星之火，只要有一根可以压倒骆驼的稻草随风落下，社会动荡与暴力冲突就可能爆发。

     郭美美炫富最终让红十字会变成黑十字会，直升机娶亲、王健林“先挣一个亿”的个人小目标、陕西房姐4个身份证在北京拥有20多套房产……均触发网络骚乱。社会关系充满了张力，到处弥漫着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


     三、对待原罪无法不管不顾，下狠手

     失调的利益关系、分裂的话语体系表明原来的民至上、阶层平等的局面已经被市场化的转型取向冲击得一塌糊涂，对下一步改革何处去的质询在重重悖论中显得越发尖锐。

     既然市场化改革方向滋生了原罪，进而引发了抱怨与混乱，那么在市场化的道路上逆向走、清算原罪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破题之举。

     中共高层提出“不忘初心”，引发各方解读，甚至有人理解为——共产党之所以名叫共产党，其初心就是“共产”，由此，回归“打土豪，分田地”的中国式原教旨依稀有了可能性；
     在地方，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之时，一股强大的毛泽东热从韶山、长沙普及到全国城乡，纪念的目的性也越来越鲜明——“继续‘革命’，回归科学社会主义”；
     实际行动上，山西个别企业家旗下的财产以司法干预的方式被任意分配。河南老板杨金德遭遇到刑讯逼供，高高在上的富豪企业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抱有平均主义情结的庶民迎来一阵狂欢。

     不过，伴随福禧集团总裁张荣坤涉嫌社保基金案、明伦集团总裁周益明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案、华为公司“行贿门”等频繁曝光，民间对“民企原罪论”的争议热火朝天，领导人还是陆续站出来“灭火”。中央统战部高官曾一针见血地说：“非公经济人士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做出了他人无法相比的贡献，所以这个问题请不要再争论了”，重庆市委某领导曾在公开会议上表示“民企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也帮衬说：“调查民企创办人士是改革的后退”。


     在社会对富人（企业家）原罪问题怨气不断升腾之时，官方对民营企业家更多采取了“不争论”、“宽容”等朦胧词语，中央深改组出台的产权保护方案也没有提“原罪”一说，而是用了“当时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官方对企业家的过去客气且尊重。
     链接：中央统战部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中共发文：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对此，愤恨富人原罪的普通百姓往往不解，而富人（企业家）仍心怀不安，感觉摸不清底细。


     然而，从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趋势来看，这既是必然之举，也是必要之策。


     由于民粹主义先天就举起“人民”这颗面目不清的棋子，并没有政党依托，因而民粹主义不具备政治能力；倘若政治被民粹所绑架，激进、偏执、非理性将成常态，程序、规则、治理将被践踏。

     同时，在原来的运行基调上突然反向，这叫“翻烧饼”，而大国，政贵有恒，“翻烧饼”意味着否定以前的成果，意味着前功尽弃，这不叫有魄力，相反是不稳当的表现，恐将误发展、苦百姓。

     另外，若给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清算由其带来的“原罪”，财产不安全将是中国富裕阶层头顶挥之不去的阴影。加上被历史上革财富之命的心理暗示所震慑，在资产可以全球配置的当下，大规模的资本出走潮、移民潮就势不可挡。这是要避免的。

     本来，由于各种“人才计划”的实施，留学回国的人数多了，但中国却存在极为反常的富翁（裸官）海外移民潮。自2012年起，中国人就一直占据全球总移民数的八成以上；每年新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都在15万人以上；大陆移民的投资总额也是巨大的。（当然，其中也存在一批非因原罪问题移民者，另当别论）。


     2013年8月《中国慈善家》记者采访宗庆后，在问及对自己曾经的商业偶像的看法时，宗庆后表示：李嘉诚对香港的天然气、水、电力、港口、零售业等行业的垄断，极大地损害了香港地区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李嘉诚对自己的垄断行为却几无反思。今年3月，在面对多个社会团体的抗议，要求政府创设“李嘉诚税”(即资产增值税、股息税、和累进利得税)，通过财富再分配解决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时，李嘉诚一笑置之。称这正是他多年来加大海外投资的原因，树大招风，引起社会仇富很正常。既然大家不愿意看到他“垄断香港”，那他就去欧洲、去北美、去内地投资。
     （我也觉得，靠收税是完全无法解决问题的。反垄断，本质是要形成商业竞争，从而“提质、增效、降价”提高商品质量、增加生产效率、降低产品价格）。


     处理原罪问题无法一刀切

     原罪体现了血腥的丛林法则，导致显赫的阶层对立、百姓丧失希望感，就此境况亟需追查原罪；但一旦追查原罪，又会破坏富人的安全感与国家的竞争力，就此后果又不易追究原罪。

     既要清算原罪，又不能影响社会稳定，侵蚀国家竞争力，决定了无法一根筋地去清算原罪，而会区别对待——对有明显犯罪情节的大案、积案仍将清剿到底，而对市场化初期投机取巧、获取制度红利的“改革性探索原罪”将给予宽容。官方媒体（如新华网中国青年报等），都曾赞扬李嘉诚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中国政府也颁布了产权保护制度，即是给有市场化初期普遍必经之举的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宝宝们受惊了，国内仍然是创业的乐土，不用再操心于跑路了。

     另一方面，给企业家信心，释放企业活力与创造力，这也预示着在政府与市场如何取舍的命题上有了鲜明的方向——在坚持沿着市场化方向的同时，将继续对改革开放之后所沉淀下来的问题进行纠偏与调摆。这也是在对待原罪问题上既要追究原罪，又要有所宽容，两相平衡勾兑的根本所在。


     孟建柱：民营企业经营不规范导致的问题不盲目翻旧账

     经济学家江湖里，大款多而大侠少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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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9/9/19 13:35:0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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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3 e7 楼

14 董建华获国家荣誉称号 35

149e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董建华是其中之一。我对董建华先生是敬佩的，同时惋惜他有大志却不得施……

     董建华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讲到：“过去多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将来仍然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而他推出的“八万五计划”是生不逢时的德政。

     香港错失的机会又何止“八万五”一个？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董建华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率先提出：“香港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这便是香港“数码港”计划的雏形。董建华当时提出的这个计划不可谓不超前，当时内地网民才刚刚80万，搜狐、网易、新浪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阿里巴巴还没有成立，腾讯还叫OICQ……

     可以说，假如数码港计划能够成功，那么香港的科技创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无力。只不过，和“八万五”计划一样，“数码港”计划在刚刚起步阶段也遇到了“黑天鹅”事件——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硅谷爆发失业潮。所谓的“数码港”计划最终成为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旗下的一个地产项目。

     再后来，香港又提出了“矽港”计划，希望在集成电路领域有所建树，并且董建华曾数度到美国硅谷访问取经。只不过，当汉鼎亚太集团主席徐大麟和刚刚从台积电出走的张汝京提出在香港以优惠价格获得200-250公顷土地以兴建晶圆工厂时，香港媒体却不断以此举涉嫌“炒地皮”为由来猛烈质疑。即便后来计划变为租用20－30公顷土地，仍然没有能够放行。
     最终，徐大麟和张汝京，在上海市政府愿意作出土地和税务重大优惠的诚意邀请下，最终二人决定在上海设厂，也就是后来的中芯国际，现在是中国最大、世界第四的芯片制造商。

     回首董建华在特首职位上的七年，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当时董建华提出的很多设想和计划在日后看来，都是非常有远见的，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得以施行，或者哪怕只有其中的一项能够顺利施行，香港的今天也会变得十分不同。

     只不过，这些计划或者因为天时不合，或者因为黑天鹅横空出现，又或者因为香港人的偏见拒绝，最终都成为董建华案头上的一叠永远难以落实的文件，想来不禁让人唏嘘。（但是这个板子，不可打在房地产老板身上吧。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啊！）

     在从特首位置上请辞前一个月，董建华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很寂寞。

     有志却不得施，大概是人心中最痛苦的感受。尤其是对于董建华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来说，痛苦尤甚。

     和大多人对于富豪家族子弟的印象不同，作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纨绔和不羁，他身上更多的是富豪子弟少有的家国情怀。

20世纪60、70年代香港山脚下的房屋

70年代的香港街景

填海造城：80年代沙田地区

     问~香港为什么发展不起来高科技？有人将其怪罪李嘉诚。和李有关，但不是主因。这和香港人的性格和素质有关。这次废青上街，到处是错别字，“文宣组”中英文都经常写错，可笑得很。

     香港长期以来聚集了大量逃亡者，冒险、走私、炒房、炒地、炒股、倒卖是文化核心，静下心来科研、创新、研究，香港人骨子里就不会做这个。风水大师指点、炒一把、赌一把、恭喜发财，这是多数香港人的精神内核。
     总体素质差，注定了香港人是不可能做科学研究，只能做点炒作，这个地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本地的学生和大陆生相比，普遍就是个渣，智商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当然，我们在他们眼里也是渣。 7f

134

12 2019/9/19 15:20:13 48

4 牛人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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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4 e7 楼

16 港府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35

e22      香港住房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已十分迫切，港府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四大家族“捐地”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但需要时间。
     香港只要拿出2%的土地建设高层住宅，就可以增加住宅面积50%，问题得到有效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