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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底层，国之不祥；扶助底层，国之大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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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底层，中国才可避免天下大乱》
文/罗天昊
贫富相安，阶层和谐，国之大道。
近日，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安天下。
事实上，未来中国最主要的战略任务，不是交好豪门，也不是安抚中产，而是扶助底层。
从道义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底层是受惠最小，受损害最大的群体，在一定发展阶段，他们忍受和理解了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是，现在时势已变，国家初步崛起，财力和物力上，可以兼顾底层。未来需要对底层进行适当补偿，这是国家应尽的道义；从现实策略来讲，底层占人口大多数，底层安，天下安。中国不是发达国家，阶层结构不一样，中产非主流，底层才是最广大的多数。
环球同此凉热。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失落彷徨的中产阶层，被时代抛弃的愤怒白人工人阶层，将特朗普推向了时代的前台，贫富分化的加剧，阶层裂痕的扩大，已成为全球现象。
扶助底层，大势所趋。
地狱不空，何以成佛？——“共同富裕”是国家对底层的责任
当下中国贫富分化严重，非矫枉过正，不足以扭转国家大势。
中国作为穷国，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而且财富集中度惊人。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2，仍然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多数发达国家，接近动荡线。而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亦是改革的既定目标。
最大的问题，在于公平，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于权力的结盟，来自对法制与商业规则的破坏。
邓公生前自评一生得失，四六开足矣，邓小平的“四分不足”在哪里？其最大的未竞事业，就在于实现建立在社会公平上的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中，亦提出了以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式，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比如高额遗产税等。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时，减少政府所拥有的财富，更多藏富于民。
在国家政策上，亦需要改变以往对于权贵阶层的倾斜，未来需要对底层倾斜。尤其是在医疗，保险等领域实现财政托底。当下除体制内的少数人士之外，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而是背负了“负福利”，部分人担忧中国陷入希腊式希腊“高福利国家陷阱”，是非常愚蠢的。中国需要从负福利时代，走向适度正福利时代，国家托底，将底层民众从新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
地藏菩萨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同样，只有中国还有一个吃不饱饭的穷人，国家就有责任。
以底层为基石，是穷国社会结构的独有特点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能否走出治乱循环，全民关注。阶层和谐，是天下安定的第一要素。能否实现阶层和谐，使各个阶层都满意，至关重要。
春天的两会，开的很像是《西游记》里的“安天大会”，国家倡导“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了“亲商、安商、富商”三大策略。同时，去年一度传出“失联”传闻的郭广昌重点出镜，对于安抚资本，起到重大作用。
而在另外一头，国家高调倡导要进行扶贫攻坚，表明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密切关注。两会上系列的保就业，提高社会基金等系列，均是指向惠及底层。
阶层和谐已成共识。关键是，在整个国家发展步伐逐步减慢的情况下，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各个阶层分配。
为什么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底层，而不是中产阶层？这与中国特殊的阶层结构有关。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最新的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层成年人口数为2.04亿，不到总人口的20%。香港虽普遍富裕程度优于大陆，但是相关学者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也不过20%～30%。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属于典型的“金字塔型”。而非橄榄型。
中国的中产阶层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不同，这些国家的中产，是真正多数人的阶层，而在中国，权贵阶层是极端少数，中产是相对少数，底层才是多数。
从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言，国家需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中产以及上层，只占不到20%，剩余的80%大众平民阶层，为国家之根基。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是“穷人的国家”的优雅别称。中国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不可忘记自己仍是一个以穷人为根基的国家。
执政党当年以工农联盟起家，后来逐步建立起广泛的全民联盟，成为代表各个阶层的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党，但是，从其本质而言，仍需要以劳动大众为根基，也就是以第三阶层为根基。决不可忘本。
阶层的分野，各个国家都有，关键是要能自由流动，中国的问题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既激发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活力，又兼顾第三阶层的公平与权益，是未来中国不得不走的一条路。若阶层固化，底层长期被漠视，则中国可能成为溃败国家。长期内乱不止。
伸张底层的民权
相对于在经济领域“民富”的弱势，在社会领域，底层在“民权”领域更为弱势。
著名学者王小鲁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在社会管理方面，“新底层阶层”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既得利益阶层与中产阶层界限模糊，但是与底层界限分明，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使“民治”落空。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而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
伴随官二代出现的，就是穷二代，大都市不仅是豪强的乐园，亦是造就蚁族的土壤。代际遗传逐步加强，曾经被横扫的“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资源亦开始倾斜。
目前，各个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北大和清华，来自农村的生源之占15%，城市生源高达85%，而事实上，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基本对等。同时，很多官员子女，通过各种特权，获得加分或者特招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在起点上，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本身已经坍塌。
以前，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现在，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毕业于武汉大学的的杨元元自杀，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陆步轩卖肉，就是对“知识就是力量”最后的绝望。
绝望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尤其是底层和青年。
抛弃底层，必然拥抱动乱。扶助底层，方助国之大昌。
[B]未来，国家要走向良治，必须惠及底层。三个领域，在财富领域，分配更多偏向一线劳动者，同时，进行国家福利托底，解决贫困问题，造就普遍富裕；在社会领域，力求制度安排的公平，给与底层通过努力上升的通道；在权利领域，让更多享受更多的公民权。
就战略路径而言，先扶助底层，保底之后再扩大中产阶层，最后造就橄榄型社会，是最明智的选择。
国家固然需要亲商，安商，富商；更需要亲民，安民，富民。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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