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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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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途纯出狱后谈弃太子奶：民营企业家做大就被抓】“我目睹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把企业一做大后便被抓，上市几乎等于进牢狱，终身饮恨牢狱”。我与一般被抓捕的企业家不一样，他们一是为早点出去就承认犯罪，二是将家产给他们处置，求条生路。我从不承认强加头上的莫须有罪名...>>> 更多
中国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上海一家民营企业凯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为知识产权纠纷而受挫的故事。在报道中，该企业因为原技术人员在离职后，盗用公司的技术成立竞争性的公司而蒙受极大的损失。但凯赛公司在利用法律手段解决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对手的靠山是政府，这场官司已经无以为继了。这一关系凯赛生存的诉讼，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
对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这个故事是一个缩影，它说明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想把生意一直做下去，尤其是不断变大变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市场经济中无处不在的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来自于非市场力量的政治风险，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独有因素。
这种风险，根本上来自于官家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和民营企业家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导致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机会主义性质的掠夺。自古及今，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政治权力侵凌民营企业正当权益的阴霾，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现实存在。凯赛的例子，只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沧海一粟。
这种无处不在的政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民营企业家那么热衷于和政府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例如和国有企业成立业务上的战略合作关系，或引入政府部门作为战略投资者。许多民营企业因此从名称上来看，更像一家国有单位，但实质上却是私人控股。企业家的算盘，就是通过这种紧密的政企关系，既提高企业的政治保险系数，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内的资源为自己服务。
更有雄心壮志的企业家恐怕还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看似紧密的政企关系。他们会更进一步，和中意的某个政治人物直接发展出相当紧密的个人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和政治人物之间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契约性质的关系网，前者为后者提供金钱，从经济上助其实现政治上的目标；后者则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直接为前者提供稀缺资源和获利机会。这种通过利益交换形成的纽带，由于彼此进入对方的核心决策圈子，人格化色彩更浓，也相对更加稳固。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一种增强政企关系的策略，在带来巨大的收益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成本。例如通过引入政府作为战略合作或投资者的策略，尽管可以在获得贷款、谋求市场准入方面获益不菲，但却无法避免当企业进一步壮大时，政府因利益分配方面的分歧而发生掠夺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而言，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一旦发生，由于政府权力的不受限制和对企业内部经营情况的熟悉，甚至会带来更加不可测的风险，包括丧失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甚至所有权。因此，更常见的情况是，为了防止这种来自政府的机会主义风险，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想方设法引入多个战略合作方以进行相互制约，甚至背地里寻找其他的政治关系和靠山，以备不测。企业家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因此反而被消耗在和企业经营无关的政治斗争上。
这样一来，是不是挤进政治人物的核心圈子，建立起人格化的关系网络，摇身一变成为“红顶商人”的路子更值得尝试呢？无疑，中国千年来的官商文化为实践这种策略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精神支柱。尤其是它能够带来的直接且巨大的经济甚至政治利益，早就为战国时吕不韦的传奇经历所证明。但实际上，通过把自己和政治人物绑定在一起，只不过把市场中的政治风险转化成了政治权力斗争中的风险，且由于权力斗争的无情而变得更加险恶。一方面，由于进入了对方的核心决策圈，企业家不再有退出的选择，只能被动地为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一旦所绑定的政治人物倒台，接踵而来的后果完全可以对企业家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千年前吕不韦的悲惨下场，就是今日各个热衷于当红顶商人的企业家的前车之鉴。
当然，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民营企业家都会选择通过加强政企关系的方式来规避和减少政治风险。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的企业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不太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去形成紧密的政企关系，因而不会主动选择这种策略。同时， 很多企业家也主动避免在过多地卷入政治。马云最近就告诫“钱和权千万不要混在一起。” 俞敏洪也宣称“新东方没有靠权贵资本赚过一分钱”。而王石则大声地说万科从来没有行过贿。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企业不仅生存得很好，而且均为同行业中的翘楚。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言行是一致的话，那么迄今为止，他们显然在规避政治风险和对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之间维持着巧妙的平衡。
虽然现在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来解释究竟在什么的环境和条件下企业家会做出相应的各种策略选择。但无疑很多因素都有可能会起到作用，例如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现代化的进展、企业家的个人学识、见识以及意识形态的倾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家的个人资产专用性，尤其是他们在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管理上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可能是影响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策略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个企业家对现代科技和管理方式越是具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并通过这些具有个人专有的知识来运作企业，其市场竞争优势也就更明显，从而他对构建密切的政企关系的动力就会更弱。而由于其企业资产的专有性和个人才能的不可替代性，政府出于掠夺性动机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相应越低。这有可能导致一个良性循环，即企业家的知识和才能越是具有专用性和独特性，对知识的投资就会越大，对构建一个良性的政企关系的积极作用也就越大。相反，一个越是依赖传统资源投入和传统技术的企业，感受到的市场竞争压力会更大，对获得外部支持的要求会更强烈，从而企业家也更可能倾向于发展更紧密的政企关系甚至和掌握权力的政客发展人格化的个人关系。这有可能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即企业家越是依赖政企关系来获得市场优势，就越会进一步投资巩固这种反生产力的政企关系，其对整个社会福利和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就越大。
无疑，企业家的这种个人资产专用性，是和技术以及管理知识的整体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可以利用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越高，企业家就越可能培养出具有专用性的核心技术和管理技巧。幸运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资讯和人员的不断流动，从外部为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进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中国重新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现代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快速发展以及它们所带来相应的企业家个人知识素质的提高，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给打破中国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官商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在可预见的将来，如何因应来自政治方面的风险，仍然会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经营企业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凯赛的例子告诉我们现实总是灰色的。但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它们的进步所带来的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提高，无疑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维持足够的乐观情绪。
链接： 北京大学《政商领袖 后EMBA》高端项目
文/章奇,简介：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事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民营企业商业环境，以及地方治理和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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