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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学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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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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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一）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二）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三）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四）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五）
第六章 虎头蛇尾话造船
［作者：愚蠢小猪 转贴自：乌有之乡］
第六章 虎头蛇尾话造船
第一节 30名中国熟练造船铁工
那个时代，铁和大炮代表国家的力量，丝绸和棉纺代表国家的温饱，而船则是代表国家的发展。在那个时代，造船绝对是高科技，体现了国家综合技术水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飞机和半导体信息产业吧。即便是现在，造船也是高科技。当代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三造船大国，但造船所需的钢板一半需要进口，船用设备超过8成也要进口，实际上中国并没有造船能力。船装上大炮可以大杀四方，装上白银丝绸棉布茶叶陶瓷，则可以自由贸易。西方是靠船仗剑经商，发展起来的。
中国近代衰落，实际是从甲午战争开始。此前的鸦片战争，中国虽然也战败了，但情有可原，英国代表西方文明，代表民主自由，似乎被英国打败还是件值得庆幸的事。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民主自由。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实际远远不是赔偿了2亿多两白银。小国日本，一直以来是中国的跟班，传承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却也打败了中国。从此开始怀疑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找不到自信了。近代日本的遭遇与中国相似，与西方对抗失败，自己奋发图强大炼钢铁土跃进洋跃进，也是不断挫折失败。但失败了能够再爬起来不断奋斗，激励他们的实际是顽强的自信，“彼も人間なり、我も人間なり(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
但中国从甲午战争后找不到“人”的感觉了。没有了“人”的自信，就没有竞争的勇气，于是不断招致更大的失败，导致更大的自卑，形成恶性循环。当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甚至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地球上，要做三百年殖民地，准备彻底投降，彻底丧失了“人”的自信。逆向种族歧视，还满世界追杀围剿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一景，在地球上估计就中国这一家吧。
甲午战争给中国的震撼是巨大的，直到现在对甲午战争反思的研究和文章都可谓汗牛充栋。讨论最多的是参加这场战争的主角——船。中国的船没有不如日本啊，但为什么战败了呢。反思的矛头直指中国的传统文化，无非是封建专制腐败之类，一直挖到几千前的烂根，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德”就有问题，所以导致失败。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对日本的影响巨大，但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反思过自己的“德”有问题，就是自己的船不行。于是架空历史的反写小说很多，想象当时的日本如何有更先进的船，使美国俯首称臣。
甲午战争失败的真实原因其实就是船，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如果中国传统制度文化要负什么责任，那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和信仰。市场经济的文化和制度的信条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对“德”的反思解决不了具体的“船”问题，战争失败是必然的。直到今天，当代中国人依然坚决捍卫“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市场经济信条，发展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难道准备迎接另一次大失败？
读日本的造船史，除大炼钢铁大跃进时代，萨摩藩仅凭简单的示意图，调动日本传统的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建造四处漏气的蒸汽船“云行丸”外，其它都乏善可呈。萨摩建造“云行丸”后，感到自己的财力无力承担相关的投资就早早收场了，转向买船。幕府相对财大气粗，引进法国技师和设备，继续坚持造船，但能够一提的就是小型“千代田”型蒸汽辅助动力的风帆战舰，31米长，60马力。维新后，幕府的造船厂被新政府接收。主要形成了海军横须贺造船所，工部省的长崎造船所和兵库造船所。这些造船所没有多少本事，最多只能造1千多吨的木船，或者铁骨木船。比如，1883年长崎造船厂为釜石制铁所建造的专用运输船“小管丸”，才是1千多吨的木船，建造完成时釜石制铁所也倒闭了。
其时，世界造船技术已经开始从铁船向钢船迈进了，日本还在造木船，所谓造的铁船，也只是进口散件的组装。造成这结果的原因之一是，西洋木船的工艺流程与日本木船没有太大差别，造木船的大工容易找，日本还远没有“铁”的基础。另一个原因是指导设计施工的西方技师是从上海聘请的，当时日本只是化外之地，水平不高的才流落到日本。这些洋技师翻来覆去就是只能造这些不入流的船，于是就早早解雇了。但什么样的师傅带什么样的徒弟，培养出的日本技师水平也不高，突破不了原来的框框。
相对于这些官办企业，外资造船厂——神户铁工所显得一枝独秀，不仅木船建造技术高，1880年代初开始建造铁船，技艺水准让那些官办造船厂望尘莫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放之四海皆准，有积极性和没积极性是两重天。神户铁工所的人员构成很让人吃惊，除了约10名西洋技师外，有中国人30名，日本人450名，人数是工部省兵库造船厂的3倍。聘请西洋技师好说，聘请这些中国人很让人费解，他们是熟练的造船铁工，其时日本熟练铁工非常少。这些熟练的中国技术工人从哪来的，很让人感兴趣。日本的记载很简单，是从中国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来的。虽然当时这些亚洲最大的造船厂也是聘请西方技师指导，但培养了大量的熟练造船铁工，日本非常缺乏。
第二节 中国造船虎头的开始
中国最早提出造船的当属林则徐。他在与英国对抗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刀的时代结束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与日本武士的认识过程相同，这大概是实践决定认识吧。但林则徐提出购买、并进一步仿造近代军舰的想法和实践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道光帝甚至在林则徐建议造船的奏折上朱批道：“一片胡言”。造船意味着要中央政府出钱，并出面组织各行各业，这是干预经济的行为，有违帝国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传统。
林则徐的方案被否定之后，中国依旧是旧式水军，对内不能镇压太平天国，对外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出现“中外和好”之局，太平天国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从19世纪60年代初清廷开始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以镇压太平天国。这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整整20年矣！而就在这20年间，西方的海军发生了飞跃性发展，蒸汽舰已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的主要舰只。
清政府准备建立近代舰队的消息传出后，英国反应最为迅速，其驻华外交官和其他人员等立刻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劝说建造轮船不如买英国轮船。只要花几十万两银子就可从外国买一支舰队，请外国军官和水手。恭亲王为英国方面建议所动，认为曾国藩等人提出的造船，缓不济急。经过一番曲折后，1863年1月中旬，在英国购买筹建舰队，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总司令，因此史称“阿思本舰队”。阿思本于当年9月率舰队驶抵中国。但最后因指挥权问题达不成协议，只能将兵员遣散，舰队驶回英国变卖。又经过一番讨价，决定价款归还中国，但中国要支付阿思本和其他水兵一笔不小的遣返费。总之，这一买一卖，清政府损失了数十万两银子。
中国第一次尝试建设近代海军这这么夭折了。1864年5、6月间，随着湘楚军会攻天京的开始，太平天国的灭亡已经在即。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军事和政治上往哪条路上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需定夺的紧要问题。在这个关头，李鸿章向北京城王府井东堂子胡同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寄出了一封石破天惊的信件：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远远超出时人理解力的“异端邪说”，正为阿思本舰队失败抑郁不已的恭亲王看来，却不啻一莫大的鼓舞与共鸣。6月2日，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自尽的次日，这位“辅政贤王”领衔全体军机大臣向那位尚少不更事的同治帝递交了一份奏折：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矣！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促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经过买船的教训，现实的征战，使他们逐步认识到需要摆脱传统市场经济的束缚，要尝试造船了。这一年是公元1864年，大清同治三年，恭亲王32岁，李鸿章41岁，左宗棠52岁，曾国藩53岁。
但此时的中国依然是市场经济体制，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看起来不可思意的买舰队的想法。经过实践教训的毕竟只是少数人，中国中央政府没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和通盘计划，更不要说划拨充足的专项经费。这一点与日本非常不同，日本有中央计划，全盘考虑，还不惜打了场内战集中全国的财力。虽然激情很高但经验不足导致洋跃进失败，但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再爬起来继续奋斗。中国整个运动的主心骨在地方，心忧时务的地方军政大员——总督、巡抚、将军们自行设计、自创标准、自筹经费。但是，由于中国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他们招致的反对声音也非常大。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曾国藩因为在北方剿捻失败被回调两江。李鸿章率兵北上剿捻。上海的洋务在之后数年由曾国藩接手承办。1870年代初，这座初具规模、富于近代工业气息的兵工厂不仅已经成为黄浦江边惹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在整个远东也称得上首屈一指。
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不久，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推荐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沈葆祯总理船政。到1868年夏，船政局各项基础设施大体完工。其中船厂拥有4座船台，能够建造龙骨长100米，排水量2500吨的船舶；还有一座引进法国轮机、铁板制成的铁船槽（即浮船坞），长30丈、宽15丈，专供修理轮船之用。局内各处以窄轨铁路相通。全局员工多达3000余人。福州船政局建成之时，是整个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近代机器造船企业（同期的日本海军横须贺造船所雇工还不足100人）。沈葆祯为船政局的创立和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起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晚清自强运动中第一个触及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的人物，也是那一代中国人中最富识见的少数几人之一。
中国的造船起步时轰轰烈烈。江南制造总局从1869年到1876年，平均一年一艘，完成了7艘舰艇。福州船政局从1869到1874，按计划共制成炮舰10艘，运输船5艘。值得一提的是1872年下水的“扬武”舰，排水量1560吨，1130马力。该舰是福州船政局早年所建军舰中最耗工、费料、成本最高的一艘，也是公认意义上的中国乃至亚洲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江南制造总局1874年建成的“镇安”舰，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则是当时亚洲建造的最大近代巡洋舰。这两艘军舰可以说是铁骨木皮时代的颠峰之作。日本船厂要达到同样的能力要到1880年以后了。最大的技术跨越是1875年下水1876年完工的“金瓯”舰。虽然不大，排水量仅195吨，功率304马力，但却是划时代的铁船！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日本还没有铁船的生产能力。在“金瓯”的背后，似乎能够看到那些后来流失到日本的那些熟练造船铁工的身影。
但是，这辉煌的背后却是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作为缺乏重工业基础的中国，每一艘国造舰船的原材料都须依靠进口，制造工作均由洋匠指导进行；所谓自行设计，大半还是测绘外国图纸。成船数量既少，工期自然延长，原材料和工程费用即不断上升，以至于国造舰船的价格大大高于外购舰艇，“造船不如买船”的效益已经昭然若揭。郑观应日后在《盛世危言》中评价如是：“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运载有费，行佣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据估计，船政局自建船只仅工料费就比外国同类产品要高50%—60%，这直接导致了船政局5年中的投入由原定的300万两增加到了超过500万两。
1871年，大学士宋晋以“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为虚耗”为题，要求“将沪闽两处造船暂行停止，额拨经费转解户部，已成之船租给殷商”。其实创办之初就面临舆论压力与言官掣肘。左宗棠非常坦然地描述到：“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议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但倘若因此就“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就会“导其先可”，“让外国擅其能”。面对此势，他愿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决姿态，毅然为之。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似乎可以窃见当时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其时的日本专制独裁，政府用“富国强兵”坚决镇压“自由民权”。
除宋晋等人的阻挠外，洋务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集中于所造舰船的性能和经济效益。从技术水平上说，中国所建造的铁骨木皮快速巡洋舰虽然是颠峰之作，但世界主流战舰已经由木质转为铁质，它们建成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而中国国造舰船的两个主要基地福州和上海所能建造的最大型舰艇还是铁骨木皮的巡海快船。倘若想要跟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大幅度更新设备改产铁船，而这需要大笔的资金。“金瓯”虽然是铁制，但太小！由于经济效益的压力，福州船政所造军舰，“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平时担负漕运，战时军用，可以充分利用、节省经费。这导致船政局所造军舰除“扬武”外，普遍设有货舱，“船身高耸，船轮迟缓”，反而“兵商不分”、“兵商两绌”，适得其反。
下面该怎么办？对于1870年代后期的中国来说，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已经把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摆在了面前，为拱卫海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中国需要在短时间内建设起一支足以自保的海军。近代中国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重工业基础匮乏的中国，要完成这样一个过于宏大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设备、人员都不足，最糟糕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在没有足够时间实现国造舰船技术进步这一长远利益的态势下，中国只有选择通过外购以在短期内集结起一支技术先进、数量众多的近代海军，应对短期的目标。
我们不禁要感叹：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诸多此等的两难局面。作为决策者的李鸿章和恭亲王们自然不可能有后世学人“激扬文字”、臧否前人的豪气与闲情；他们只能依据当时历史的态势，作出最有利于当下时局的决策。
上面是当代中国人的认识，也是当时中国人的认识。中国要先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再从事这些现代化事业，历史总是这么相似的令人憔悴。种种必然和偶然因素交织，特别是经费问题，导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在1876以后停顿下来，实现铁船跨越的“金瓯”成了绝唱。它又一次恢复成规模的造船，要到1905年局坞分立之后。福州船政局则早在1874年后就停顿下来。
经过一番尝试后又必须面对现实回到买船的道路，这与当年萨摩藩放弃自主造船经历相似。萨摩藩提出的新方针是“富国强兵”，中国的洋务运动的重心也从“自强”转为“求富”。如果有什么不同，就是萨摩没有忘记“富国”的目的是为了“强兵”。于是，萨摩统一日本后，就集中日本的财力积极推进造船。中国则把“求富”，提高综合国力本身当作目的。于是后面的发展轨道完全不同。
现在大势又重新回到买船。但李鸿章等人并未就此放弃。1880年李鸿章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舰，这种样式新颖的撞击巡洋舰就吸引了大半个中国的眼球。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破铁甲舰”功能、大口径的主炮、新式的鱼雷武器……这一切都足以令她们成为中国舰艇中的新宠儿——虽然实际效果还是另一回事。1881年她们完工归国，所到之处，士民争相围观，盛况空前。在福州，在广州，大批官员上舰参观，整个行程充斥着溢美之辞。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国购买俄罗斯的“现代”级驱逐舰吧，“航母克星”也是神乎其神。
1881年英国方面向李鸿章提交了一份在此两舰基础上改进型巡洋舰的设计方案，希望李鸿章能继续向英国购舰。但李鸿章经过与德国海军部的咨询，认定该改型航海性能还是改进不大，风浪稍大就会使舰体发生较严重的摇晃以至影响火炮瞄准精度，且依然采用无防护巡洋舰的舰型使之抗打击能力还是较弱。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获得李鸿章垂青，他改向德国伏尔铿厂订购了“济远”舰。但李随后就将这份方案作为对国造巡洋舰的设计和建造指导之用交给了江南制造局，并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这就是1885年建造的“保民”舰，排水量1477吨，1900马力。
但这次却不幸真正成为了一次回光返照。再次造船要20年之后的1905年了。中国不造船了，那些有过造铁船经历的熟练工人流失到了日本，为日本铁船跃进准备了人才基础。对于日本来说，这次真的天上掉馅饼了。
历史不幸又重演了，中国人的思想认识经过百余年后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原点，类似的故事又发生在当代中国。“花费太多，把握不大，要停下来”，于是运十和一大批项目下马了。我不知道是否有飞机制造人才流落日本，目前日本正进行大型飞机计划，但日本科研机构和企业里有大量中国人才，中国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是提高综合国力，提高生活水平，增长GDP。那些赔钱弱国的项目停了最好，这与当年中国的认识没有多少差别，连说词都几乎一样。如果有什么区别，就是当年那些主张发展综合国力的人被称为顽固派，在当代中国则被称为改革派。历史往往就这么让人哭笑不得。
停顿了20多年后，有消息传来，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又重新开始了，希望不是又一次回光返照。
第三节 技术爆炸
我们反思中国的近代历史，总是喜欢先从文化角度批判，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激扬文字，指责先人如何道德有问题“封建腐败专制”。然后就是制度有问题，如何不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然后论证出，文化之殇加制度之殇，亏损和失败是必然的。对文化和制度的批判，百战百胜，于是文化和制度被不断革命，但没有解决最终的“铁”问题。于是经过一百多年，不断革命改革中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和制度。
实际上，当时造船的失败，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当时，1860年代到1890年代，是世界造船业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爆炸的时代，大概可以与今天的信息革命，摩尔定理相提并论。在当代中国，运十飞机和半导体产业被放弃，也是面临类似的局面，世界的飞机和半导体技术发展太快，自己辛辛苦苦造出来了，但很快就落后于时代，没有经济效益。
船的技术进步体现在三个方面。外轮被内车(螺旋浆)取代。以前的蒸汽船左右两边有两个大轮子划水，驱动船的前进，“轮船”因此得名。现在被推进效率更高的水下螺旋浆取代了，虽然看不见轮子了，但轮船一词延用到现在。再是随着船的高速化，船体需要更加细长，需要用铁加固。先是铁骨木皮，再逐步过渡到全铁船。铁船比木船自重轻，强度好。随着冶金技术的进展，炼钢平炉的普及，1880、90年代后则是钢制船体。
从木船到铁船是非常大的技术跨越。对于中国和日本这种传统造船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来说，转产西式木船比较容易，各种工艺流程与传统技法差异不大，容易吸收。但铁船就完全不同了，要对铁板进行曲折加工，工艺流程完全不同。先要绘图，然后根据图纸加工成木制曲线板，然后在铁板上放样下料，最后把铁板铆接起来。整个工艺过程需要熟练的铁工，但中国和日本没有，需要培养。相关的设备投资也很大，原有的木制加工设备不能用了。这些都需要巨大的投入。“金瓯”虽小，但标志着一个技术跨越。但跨越之后，中国倒下了，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比较优势。西方技术在东方生根，再次由日本接过。钢取代铁只是材料变化了，工艺流程和设备没有太大区别。
第三个技术飞跃就是蒸汽机了。蒸汽机发明很长时间后，蒸汽机才被装上船舶，海船就更晚了。船用蒸汽机比陆用蒸汽机的效率更加落后些。因为蒸汽机靠汽化水作功，需要不断补充水，在大海里只能加海水了。海水里有盐份，会使锅炉腐蚀，于是压力不能太高，容易破裂。船用蒸汽机的压力通常不到0.4kg/cm2，以保证安全。作为对比，标准大气压约为1kg/cm2。这样的低压，导致蒸汽机的效率非常低，所以长期以来只能作为风帆的辅助动力。
1834年发明了冷凝器，使蒸汽冷却后变成液态水重新回到锅炉，蒸汽机可以使用蒸留水封闭循环，不需要外界补充水，避免了锅炉腐蚀。此外，随着“铁”的冶炼技术进步，更强的材料被提供，蒸汽机开始向高压化发展。1862年，蒸汽压力达到4kg，出现两段膨胀的蒸汽机。高压蒸汽推动高压汽缸后还有足够的压力再推动一台低压汽缸。这种复式蒸汽机的燃料消耗率只有单式的一半。1873年，蒸汽压力达到10kg，出现三段膨胀的蒸汽机。推动高中低压三台汽缸，燃料消耗率又降低为两段式的一半。1890年代则突破了14kg，出现了四段膨胀的蒸汽机。但此时出现了汽轮机和柴油机，四段膨胀的蒸汽机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的蒸汽机都是汽轮机了，汽轮机的雏形就是中国古代发明的走马灯。
随着高压化发展。锅炉的形式，从方形底部加热，变为圆形通过的烟管加热的烟管锅炉，再演变为水火易位的水管锅炉。锅炉形式的变化，体现了“铁”加工技术的进展。
近代蒸汽船的技术虽然在一日千里发展，但很长时间不能和不烧煤的帆船竞争。蒸汽船与其说是运货运人，还不如说是运煤。1860年代是帆船的黄金时代。1868年的统计，英国帆船25,500艘/4,878,000总吨，蒸汽船2,944艘/902,000总吨；法国帆船15,182艘/923,000总吨，蒸汽船433艘/135,000总吨；德国帆船4,991艘/891,000总吨，蒸汽船114艘/56,000总吨。帆船占压倒优势。
蒸汽船虽然无法与帆船进行经济竞争，但突出的优点是定时定点，很少受气候影响，不象帆船要靠风，便于开设定期航班。那个时代的蒸汽船主要用于开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用于人员和邮政运输的定期航线，所以往往称为“邮船”。蒸汽船一边接受政府补贴，虽然蒸汽船的经济效益不高，但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补贴是合算的。另一边则是高昂的船票，因为乘客多是殖民地的官员和到殖民地淘金的冒险家，他们不在乎票价。当然，不考虑经济性的军事运输，也大量使用蒸汽船。我们可以发现，蒸汽船的数量和在整个船队中所占的比例，英国首屈一指，因为它的殖民地多，德国最少，因为殖民地少。蒸汽船能够与帆船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要到1880年以后了。
中国近代造船，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造船技术发生激变的前期。规划建设的时候，世界的主流还是铁骨木皮。当中国完美建造完成近代铁骨木皮巡洋舰时，世界已经过渡到了铁船时代。“金瓯”虽然抓住了铁船的时代脉搏，但无奈太小。如果全面转产铁船，刚投资的铁骨木皮设备就白白浪费了，巨大造铁船的设备投资怎么出？可以想象技术还在飞速发展，难道要不断投资更新设备？军舰虽然要铁船，但还可以继续造民船啊。但是，此时的蒸汽船对外不能与有补贴的外国蒸汽船竞争，中国也没有海外殖民地。对内不能与中国传统的沙船竞争。中国的沙船是造船史上的一绝，平头，阻力小，吃水浅，少搁无碍，现在依然被广泛应用，当然用上了现代材料还装上了动力。用还处于幼年期的蒸汽船与在市场经济中锤炼了几千年的沙船竞争，除非脑子进水了。
李鸿章的脑子还真进水了，除了设立造船厂外，还在1872年设立招商局，并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投资，从事蒸汽船运输。市场竞争的压力使李鸿章冒天下大不讳动用职权，让招商局垄断官物运输和漕运。不仅导致当时世论的批判，也成了当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的罪证。幸好李鸿章没有赤裸裸的象英国或者后来日本那样直接给补贴，他也没有那个权力，中国是民主宪政的国家，权力是受到制约的。否则又不知道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招商局主要是买船，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也有过初期的辉煌，业务也曾经扩展到海外。但1880年以后，新式更高效率的蒸汽船层出不穷，继续买新船参加市场竞争，经济效益都有疑问了。于是精明的中国人从买船又过渡到租船，招商局专注内河和近海运输，远洋则租船。
于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租用英国的高升号运兵，结果被日本击沉。后迫不得已用主力舰队护送6艘招商局的船运兵，结果爆发黄海海战。海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近海，不便舰队机动展开。这不是什么腐败制度训练等原因，而是现实的技术限制，招商局的船不能远洋。海战虽然失败，招商局的船还是完成了运兵任务。
指责先人的道德制度，除了体现我们的道德优越感外，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先人并不比我们笨，从造船开始，到买船到租船，每一步都是在当时具体技术条件下最优选择，符合市场经济比较优势原则。今天的我们不也这么从造到买到租。唯一可能需要指责的就是当初为什么要造船呢，直接租不是更好，走了很多弯路，耽误了发展。如果当初把造船的钱投入到最有比较效益的地方，比如房地产，每年增值N%，该是多大一笔财富啊。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才能出真知，当初不造船怎么能认识到租船的优越性？！就像今天的我们，没有经历过造东西时代的艰难困苦，现在怎么可能坚定地毫不动摇地走在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上。
但是的但是，从长远眼光看，没有本事搂着一堆钱是危险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不是输在银子上，而是输在“铁”及“铁”制造的钢铁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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