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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香港内部的阶级矛盾 |
香港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 香港内部的阶级矛盾，常常被恶意引导为陆港矛盾。
香港无论如何，都是高度发达地区，香港的贫民，无论是从账面上还是从实质上看，也都属于相对贫穷。所以，香港这种相对贫穷，光是从民生角度看，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和社会问题。
对于正规的资本主义而言，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制造出的贫富差距，是依靠西方式的大众民主去平衡的。也就是说，贫民虽然在经济上没有钱，但在政治上，和富翁有着平等的一票。至少形式上如此。
对于正规的社会主义而言，具有比较完善的人民民主制度。很多人对东方式民主有误解。但事实上，东方式民主政治中，开会的过程和谐，是因为将很多工夫做在了会前，通过充分酝酿、科学分析、广泛征求意见，再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议案付诸表决，从而使多数决议能够较好的体现各方面意志。
在香港，这两种形式上的民主都是不具备的。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由一个选举委员会选出。这个委员会包括了4个界别，共38组。第一组是工商业，包括17组资本家。第二组是专业人士，包括会计、建筑、教育等10组高知分子。第三组是渔农、劳工、宗教、社会福利、艺体出版等5组社会贤达。第四组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级议员。
从这个构成不难看出，香港政治并不是去设法弥补劳动群众由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被剥削地位，相反，更倾向于强化精英阶层，即剥削阶级在香港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来，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势必在既有政治框架下很难有合法的实现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单纯说什么法治与理性，实际上是十分空洞的。
不民主的社会并非不能维持稳定。对于一个方圆近千余平方公里的小地区而言，极权政治没有存在的土壤，威权政治倒是可行的。然而，自古以来，要搞威权政治，首先要有威。而要有威，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然而，这样一个集团在香港是不具备的。
香港的政治体制塑造出一个人数占绝对少数的精英集团。在“港人治港”的大框架下，形成了与被治的港人相对立的、横亘在中央政府与香港人民之间的一个“治港港人”集团。他们代表人物当然是以李先生为代表的权贵精英们。从“一国两制”的初衷看，我们希望这个“治港港人”集团能够切实担负起治港责任，维护好香港的繁荣稳定。如果做不到，至少维持稳定。
责任感在“治港港人”集团中是不存在的。但凡实行威权政治，那就是以少数去治理多数，若是少数人无组织、不团结、没有决心，又如何治理得了呢？好的威权，新加坡就是典型，维持了繁荣稳定，但那是坡上的李先生们，不是港岛的李先生们。
一个权力机构可以腐败，但不能无能。无能就算了，好歹得负点责任。但这个“治港港人”集团所做的是把香港的利益据为己有，10个最大的家族资产就占到香港GDP的35%，这种财富集中程度世所罕见。与此同时，一是将资产逐步转移出香港，转移到大陆和西方，这样一来，就不再同香港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随时可以跳船。二就是把统治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使北京去背这口锅，很显然，就是要将“治港港人”与“被治港人”的港人内部矛盾，转化成了港人与大陆的矛盾。要让在香港几无立锥之地的屌丝觉得自己和李先生是一种人，却与河对岸的大陆同胞不是一种人，很明显，他们在强化“港人”的身份认同，而故意弱化“被治”的阶级认同。
于是，经济上的民生问题与政治上的民权问题就由建构“香港人”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转变为民族问题。“港独”是怎么来的，就是从回避不平等经济体制与不民主政治体制那里来的。有很多人认为香港的年轻人“蠢”，这是不对的，从整体受教育程度看，香港年轻人比大陆还是要高的。当然，从政治上看，他们的政治表达方式与具体政治诉求确实相当不成熟，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不成熟并非先天愚钝，而是由不平等不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塑造出来的，是由于他们没有生在红旗下、长在新时代。
只要我们知道，香港问题的症结一不是出在中央政府身上，二不是出在香港人民身上，而是出在横亘于这两者的“治港港人”集团身上，就应该知道，香港并不是没有救。
对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共同愿望构成了中央政府与香港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基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必须的，因为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香港就在那里，谁也带不走。对于香港人民来说也是必须的，因为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们就在那里，贫贱是不能移的。对于“治港港人”来说，不是必须的，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资产，他们可以随时跑路。
释不归/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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