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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位制度由盛而衰？ |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对话双方：梁子民 毕文昌
梁：中国设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效果如何，现在可以做一番检讨。我感觉，学位制度已经由盛而衰。特别是近几年来，研究生扩招过快，使中国学位制度的声誉受到影响。
毕：对中国学位制度的评价，不能妄下简单结论。有一个事实却无法回避，那就是现在中国的博士迅速贬值。硕士、学士就更不用说了。我倒是经常想起那句老话，什么好东西，到了中国都得走样。
梁：学位制度是西方的产物。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现代大学虽然在短期内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但在学位制度的建立上，始终非常谨慎。老大学里有研究生制度，比如清华、燕京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还有南开，都培养过研究生，但没有学位制度。在这方面，当时对欧美已经实行的学位制度怀着某种敬畏。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也没有马上建立学位制度。当时向苏联学习，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按副博士对待。
毕：我最近和杨乐院士聊过这方面的事。他和张广厚1956年考进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了6年，毕业后又到中国科学院做熊庆来的研究生，学制是4年。他们的毕业论文已经达到国际数学研究的一流水平，提出了同行公认的创见。但当时没有授予学位。他们住的，也还是6人一间的集体宿舍。研究生和其他大学毕业生的区别，只是工资高两级，还是当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
梁：改革开放初期，设立学位制度，初衷是好的。当时学界自律比较严，老派的作风还在。像钱仲联这样今天可以当得起国学大师称号的人物，也只申请一个硕士生导师。是别的专家提出，他应当指导博士。我还问过一位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学者，当时全校有多少博士生。他说，加在一起，才二十几个。那时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即便不是国际学术前沿，也是国内学术前沿。滥竽充数的现象不多。当时谁也没想到，那就是中国学位制度的短暂的鼎盛期。
毕：学位的泡沫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近几年愈演愈烈。在教育产业化的风潮里，学位的商品效应凸显。各地的大学，看到授予学位有利可图，不论自身学术水平高低，有无科学研究实力，都争着建博士点、硕士点。大学的教师，也失去了上一辈的谦恭与自律，有没有学术造诣，都要争当博导。其中有一批党政干部，也来个双肩挑，成了博导。原来地方的大专和中专院校，也给纷纷升格，变成学院、大学，招收本科生乃至硕士生。
梁：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阶段，其中的利弊比较复杂。数量的扩张难免导致质量的下降。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学位教育，基本上是全进全出，淘汰率接近于零。现在博士生的学制一般是3年，少数是4年，硕士生已经从3年缩短到两年。到期基本上都能拿到学位。博士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普遍获得博士学位，无论欧美还是日本，都是不可思议的。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美国博士生的淘汰率是38％。据说有的学科，淘汰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不像我们这儿，哪个评委要想对博士论文投否决票，马上会成为公关对象，直到你举手投降，放弃己见为止。
毕：建立学位制度的初衷不外乎两条，一是选拔，二是培养。在这两方面，我们这里都没有做好。以选拔来说，它只是人为抬高了学历的门槛，加重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成本。我举个例子。自然科学的情况我不好评价，文史哲方面的情况我略知一二。20多年前，我在一家文学评论杂志社做编辑，那时同类杂志全国只有四、五家，所以作者的情况我很熟悉。20多年以后，我发现活跃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力量，基本还是我当年知道的那些学者。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在高等院校供职的学者，不论是自费还是公费，攻读了博士学位，付出了教育成本，另一部分则没有再“混”博士学位。他们之间，在学术水准上并没有明显的差距。明了这个事实，我可以说，学位制度承担了一些再选拔的职能，但并没有发挥培养职能。学位制度对于已经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作者来说，只是付出时间和金钱，增加了一顶博士帽子。
梁：一个现代国家，要融入国际社会，建立学位制度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在建立学位制度的同时，就完成了学位崇拜、唯学位是举。当年，一位堂堂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的所长，还要到某大学弄一个博士学位，引起学界议论纷纷。至于大批省部级官员，在职攻读博士，更让人疑窦丛生。学位制度本身并非不可取，不可学，但学得好不好，是和整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其他方面制度环境联系在一起的。
毕：我对中国学位制度的前景比较悲观。好比一座堤坝，洪水袭来，已经崩溃，要想重新修复，太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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